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时，李光耀总理致信，到陈六使等人“创办南洋大学所作的捐献表示敬意”。’ 1995年出版《新华历史人物》，柯木林主编，的陈六使一则，有这么一段文字的记实。

李光耀的敬意，是否是由衷之言，仰或，仅是逼于必须安抚华社的敷衍之话，不得而知，不过，1998年的《李光耀回忆录》，以及2011年的《新加坡双语之路》却是对已故多年的陈六使声誉一再鞭挞。

李光耀和陈振传，当年华侨银行董事经理，之间有打架鱼的恩怨，但是，李光耀和陈六使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个人事故，两者之间的冲突主要还是政治立场的不同。

李光耀对陈六使的厌恶心态，可以从文字描述的表达中一览无遗。

‘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决定对人民行动党政府还以颜色，他在1960年 1月委任被关进监牢的亲共的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博士为南大副校长。…我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

‘在我们(决定对付的一批知名人士) 的名单里，陈六使名列榜首…我心里早就盘算着，一旦政府具备政治实力，将会找他算账…大选结果揭晓后隔天，我们便…吊销他的公民权。’

‘人民行动党议员和南大校友何家良在1966年告诉国会，陈六使承诺捐出500万元，却还拖欠250万元；福建会馆答应捐献60万元，却还有40万元没有拿出来。’

李光耀对陈六使和南洋大学的片面历史观，有很大的商榷空间，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澄清的必要，尤其是有关陈六使对整体新加坡社会，在经济，民主和文化发展的实际贡献。

坊间至少有两本新马华人的历史纪实，《新华历史人物》和1969年的《星马人物志》宋哲美主编，都记录了陈六使的简史。另外，《陈六使百年诞记念文集（1997）》有更详细的资料可供参考。

1923年，陈六使与兄弟创立联和树胶公司，1938年，公司业务发展到马来亚，印尼，泰国，越南，在1950年代，和李光前的南益是新马胶业的两大巨头。其他的企业有：保险，人寿，水泥，纸制品厂，纸厂，金融业；出任华侨银行董事，香港集友银行董事会主席。

1937年出任新加坡树胶公会主席，1948年再度当选连任。历任新加坡树胶公会和新加坡树胶厂商公会的主席多年。二战后，打破英国人垄断，组成马来亚树胶总会，任主席多年。

1930年代支持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厦门集美学校，与新加坡的文教事业。1936年捐5万元设立厦大陈嘉庚基金，1939年认购厦大公债100万元。

1941年到1946年，出任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为南桥筹账总会募款。

1950年，出任中华总商会正会长，于3月15日就职典礼时，为急需经费的马来亚大学筹款，捐出30万元，陈锡九副会长捐出10万元，以及其他会员捐献，共筹得50万元。另外，资助新加坡防痨协会20万元；认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大会堂与图书馆的四分之一经费，约5万多元。

1950年2月19日，领导华社和殖民政府商谈为本地人争取公民权，推动民选登记。1957年，连同叶平玉和高德根等华社领袖，成功解决华人公民权问题。

1950年接替陈嘉庚出任福建会馆主席，领导会馆的六间中小学，担任南桥女中，光华学校，爱同学校，崇福学校，道南学校的董事长。1954年，会馆捐出523英亩土地给南洋大学建校。之后，会馆把政府征地赔款的60万元，捐给南洋大学作为建大礼堂的经费。

从两本著作整理的这些简略史料，概括性的记录了陈六使对新加坡经济，华人教育文化，和争取华人政治权力的重要历史贡献。为此，不妨以这些历史为背景，回头看看，李光耀对陈六使的负面批判有多少公正性？

华人胶商成功打破英国人和荷兰人，分别在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垄断，华人胶业成为华社累积资本的最主要渠道。财富是华人争取政治权力的基本和先决条件。在这经济历史过程中，陈六使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树胶经济做出贡献。

战后为本地人争取政治权力的主要势力，是中华总商会，华人职工会，和华校学生运动，前者和英国人进行谈判，后两者通过社会运动施压，逼使殖民政府就范。1956年政府立法通过四种语言政策，1957年，22万华人得到公民权，庞大的华人选票力量，使到华社崛起成为一股新兴政治力量。在加速改变，和推翻新加坡殖民政体的过程中，陈六使亦是有所贡献。

历史上，李光耀就是得益于这一个历史性的政治运动，在华人选票的支持之下，当上自治邦的总理。因此，从时序上来看，是陈六使种树，李光耀乘凉。

从一个客观的历史层面来看。陈六使对战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华人教育文化，社会公益都有着实质性的历史贡献，没有干过出卖新加坡利益的坏事，更不是一个危害新加坡社会的不良分子。

另外，李光耀描绘陈六使委任亲共产党的庄竹林出任大学校长，是对人民行动党政府还以颜色的说法，和已知的历史事实有所出入，过程并非一如李光耀所说。

庄竹林的牢狱之灾，完全和共产党无关。日治时期，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战后，因英国人怀疑是汉奸而被捕，调查后无罪释放。1957年9月，英国人迁怒中正成为反殖民运动的大本营，而把学校校长逮捕，1958年7月释放。

1955年4月林语堂领了庞大遗散费后离开，当时大学正在筹备开学，1955年5月潘国渠受委秘书长。1960年教育部长通过公开质疑秘书长的能力，逼走了潘国渠，随后，大学委任庄竹林出任副校长。

不过，李光耀的还以颜色说法，或许，是可以解读为，当年，李光耀推荐了自己心目中的副校长人选，或者，反对庄竹林出掌大学，但是，李光耀的意见都遭到陈六使的拒绝。历史上，卢曜在陈六使离开后的1964年即入驻南洋大学。从李光耀干预南洋大学事务的史料来看，这一种观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另外，这一政府干预现象，也可以从金管局和民选总统分别掌握，金融机构和国企人士任命生杀大权，这一个国家政治机制中去了解。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权力排除异己，或者，委任亲信。坊间就有学校校长，必须是执政党党员的潜规则传闻，不知是否属实？

还有，李光耀旧事重提的陈六使拖欠南洋大学250万元一事，是一个十分荒谬的讲话，因为这说法严重的忽略了客观的外在因素。

陈六使和福建会馆，以及华人社会所要筹办的南洋大学，和李光耀插手要塑造的南洋大学，是两间完全不同的大学。

陈六使和福建会馆对南洋大学的承诺，是和南洋大学的发展方向挂钩的，当原有的筹办南洋大学构思被改变，或者说，全面的被撤换之后，原有的承诺就必然是随风而去。形象的来说，华社的承诺是要买一本华文书，李光耀拿出了一本英文书却还要华社买单？货不对办，交易撤销，只是一个普通商业常识。

从李光耀要假借第三者当挡箭牌来说事的手法，应该可以知道侓师资历的李光耀是明白，这一种说法的本身大有问题，因为这是一件无中生有之事，意图恶意中伤。

回顾历史，华社先贤和华社组织，比如，陈六使，李光前，连瀛洲，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等等的社会活动，都是出钱出力，有功无偿的公益事业，让新加坡的整体社会受益。这种先驱意志，和无私贡献精神，正是新加坡的宝贵精神文明。如今，新加坡之所以国不为国，就是因为丢失了这种我为人人的牺牲精神。那么，是谁弄丢了这些优秀的本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