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7/11/2012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台湾学者，黄庭康《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的第五章，国家权力形构与华文学校身份认同，是讲述统治者在建立权力过程中，为何与如何制定，有关新加坡华人学校的教育政策。

由于分析是引用英国人的新加坡历史观，所以其中的一些既有概念，反映的是英国人的文化和政治偏见，比如，华校分裂社会的说法，是殖民政府和李光耀用来排斥母语教育的理论观点，不过，这种立论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根据。实质上，这一类不实立论主要是为了让歧视政策合理化，典型的冠恶行以美名技俩。

这一章节，精简的厘清了英国人，设定华人学校教育政策的政治目的，以及达致这些潜目的的政策策略和手段，有力的解释了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历史的来龙去脉。

战后，新加坡为了摆脱华校分化社会，而试图铲除整个华文教育体系。政府为了洗刷摧毁中华文化的罪名，而试图强化英校的华文教育，但是，英校吸纳中华文化的成果有限。

之后，政府采用替代政策。替代是最强硬的文化介入，目标是以英文学校取代整个华校体系，不过，由于华社的反对和政府资源的匮乏，这个方案无法落实。

统治阶级的基本思维是，母语教育延续种族分离，无助改善社会关系，认为英语是新加坡的最重要语言，非英国人把孩子送去英校就读有利社会建设，因为英文学校有族群整合的功能。1948年，政府在这种思维下，推出十年计划的教育政策。

十年计划强调英文能力最为重要，政府以为，如果父母有选择自由，大部分家长不会选择母语教育，而是把孩子送去英校。因此，十年计划预期英校会逐步取代华校，进而建立说英语的在地人的在地身份认同。

1949年，替代政策下，政府给予模仿英校办学的华校更高的财务津贴，但是，华文中学拒绝这项建议，认为政府应该无条件帮助华校，而政府的反应却是惩罚性的停止给予华校额外的财政支持。

新政策进一步加剧社会紧张，华社质疑只有英校才能培养出马来亚意识，馬共谴责替代政策是英国人摧毁中华文化的工具。

1951年，政府不顾反对决定强化替代政策，通过一个看似资助华校的财务补助计划，插手华校事务。华社对资助华校的附带条件，提出严厉批评，指出华人不论在抗日和战后重建，都对新加坡做出巨大贡献，华人有权要求政府无条件帮助华校。

事实是，英国人给予英校每名学生75.5元资助，华校生却只得到6.35元，华社对这种政策歧视，也提出严厉的批判。

另外，英国人还计划当新加坡有足够的小学容纳全部六岁孩童时，政府将减少对华校小一的补助，和取消学费减免，而且，一旦政府开始停止补助华校，英校将完全免费。

由于缓慢的建校速度，政府无法以英校取代华校，1950年到1954年，华校入学率持续增长。对此，政府内受英文教育和歧视华人文化的官僚。试图通过多种其他方式挽救替代政策。

1953年，殖民政府宣布停止十年计划，明显的，英国人是要采用另一项策略来对付华校。这一新策略是英化策略，也就是英化华文学校，把华校的教学语言改为英文，以淡化华校的文化特质。

这策略不需要加建大量英校，比替代政策更经济实惠。因此，在替代政策受折后，英化成为一个合理的选择。统治者期望英化华校可以把华校纳入国家教育体制，培养符合统治者心意的新加坡人。华社的强烈反对，也使到这项计划失败。

然而，政府一再出台新主意，建议华校同时采用英语和华语教学，只要华校采用这种新加坡化的教学方法，政府将加强对华校的津贴。

华校校长表示，因为华校已经在教授华英两种英文，所以无法理解政府的双语政策有何效益。总商会认为，华校需要提升英语水平，英校也应该提升华语水平。华文报也批评华校新加坡化的建议，因为英校课程并非以新加坡为中心。

尽管民间反对，政府却还是推出草案，规定，华文小学教授英文及使用英语教授其他科目的时间，至少要占总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一；到了初中至少要占一半，而高中则至少要占三分之二。1954年，立法局通过双语教育的建议。

华社一致反对双语教育课程，但是，愿意支持双语教育的精神，认为没有必要规定使用英语教学的时间。

随后，殖民政府有鉴于馬共的权力挑战，也为了赢取民众支持，决定暂时搁置整合各源流学校的目标。到了1955年，社会的变动使到民选政府，必须修正华校政策以维持对市民社会的宰制；这情况进一步逼使政府放弃英化策略。

当年的，一份建议放弃英化策略的文件指出：压抑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口所使用的语言并不符合政治现实。华人积极保卫华文教育只是为了要表达其内心的恐惧，他们担心一旦语言遭受打击，文化将会不保，缺少文化作为族群存在的基础，民众无法保有族群的认同与尊严。

新政治格局下，1956年马绍尔政府接受了平等化教育政策：‘不应该孤立对待华文教育，不论我们提出任何建议，都应该适用于所有的学校，也就是应该毫无保留地平等对待华文，马来，印度，与英文教育。’

现实是，战后的新加坡只是强调华校学习英文，不强调英校学习华文。1950年代末期，华文并非英文中学入学考试的科目，英文小学的学生，向来不重视华文。

李光耀‘也从来没有将华文定为英校华人学生的必修科目，比如，1963年，小学离校考试只要求连续学习第二语言三年或以上的学生参加第二语言的考试。参加第二语言的英校考生有相当一部分并未选考华文，’因为学生可以选择其他语文。

从这一些历史简介，可以知道战后殖民政府，试图大规模扩张英校以铲除整个华文教育体系，无法得逞之后，强迫华校转用英语教学，又试图建议一个华文被压缩的双语政策，最终为了取得华社的政治支持，才改用名义上的平等教育政策。

历来新加坡政府，要消灭华人语言文化的终极政治宗旨，始终流传在‘政府内受英文教育和歧视华人文化的官僚’身上。因此，了解了这些历史，尤其是认识了这一种政治文化的DNA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明白，李光耀为何，以及如何逐步的改变新加坡教育制度，包括打击南洋大学的手段，以达到消灭华校的最终政治目的。

有必要澄清的是平等教育政策。马绍尔追求平等教育政策的精神并没有得到落实；新加坡的四种语文平等政策，只是虚有其表，李光耀所谓的双语政策也同样是有名无实，和英国人提议的双语政策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假借双语教育，去弱化华语文教育。历史上，双语教育和四种语文平等政策，从来就不是事实。

当社会出现了革命性的改朝换代，历史发展的路径遵循惯性会有所改变，因为新思维的出现会推动制度变迁，进而重新塑造一个新颖的社会。按这一发展规律，一个由殖民政体，过度到后殖民时代的新加坡，必然要彻底放弃英国人的思维，改用属于在地的政治文化和宗旨。

从这一个层面来看，李光耀在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加坡，却坚持沿用英国殖民时代的语文教育政策和政治思维，确实是一个十分反常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处心积虑的去执行和完成，英国人要消灭在地民族文化的殖民政府使命，更是一件匪夷所思之事。

这应该是李光耀的史无前例政治成就。不过，话说回头，如果评价‘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地道的英国人’的观点正确，那么，李光耀为何要消灭华人文化教育的个中原由也就不难理解，更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