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0/12 —— 04/11/12 新加坡文献馆

作者/来源：太史董狐/南洋大学校友会出版 2012

～献給：陈六使谢太宝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英国的纳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一九七十年代的领袖John Tyndall (1934 – 2005)曾经说过，他最崇拜三个人：希特勒、皮诺切特、李光耀。这三个人是他心目中的伟人。

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变迁，有心人和无心人各有种种说法。要了解个中真相，必须了解主宰华文教育的人的心理状态，也只有了解其心理状态，才能看出沿途的蛛丝马迹。

【目录】

第一章历史背景

一，一个问题

二，峇峇人

三，同化运动

第二章语言政策与同化运动（1959-2009）

一，语言生态

二，语言政策

三，政策推动同化

第三章第一阶段同化运动：排斥（1959-1965）

一，同化从排斥开始

二，社会排斥与政治排斥

三，陈六使和南洋大学

四，同化从教育着手：中学改制

第四章第二阶段同化运动：兼并（1965-1979）

一，从同化到兼并

二，初级学院的兼并作用

三，兼并南洋大学

第五章第三阶段同化运动：巩固（1979-1989，2009）

一，讲华语运动

二，儒家思想运动

三，推高英语成为实际母语

第六章结论

【图表】

图表一华族家庭用语1980-1990

图表二李光耀1959年内阁部长的语言背景

图表三李光耀1965年内阁部长的语言背景

图表四华族家庭常用语言1980-2000

图表五小学一年级学生以英语为家庭语言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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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史背景

一，一个问题

二，峇人

三，同化运动

一， 一个问题

新加坡号称多元种族社会，在各个种族中，人口最多的是哪一个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要是在五十年前问，没有人不会回答，但是今天就未必了。

从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新加坡暗中推行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这项工程实际是一项同化运动，以同化华人为目的。

这项运动最讽刺的是，最后以“讲华语运动”宣示大功告成。其结果大大改变了新加坡的语言文化和人口结构。

新加坡推行了三十多年的“讲华语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凡是政治运动都有政治动机。这个运动的动机是什么呢？其意义又在哪里呢？到目前都说不清。政治人物的说法往往不可信。

光爱看表面的人看到“功德”，再看深一层的人看到“选票”，而实际藏在深层的是“同化运动”。

为什么要推行这样一个同化运动呢？这就得从历史往事说起。

中国人下南洋的时间很早就开始了，大约在汉朝的时候，只是当时南下的人为数应该很少。

郑和（1371—1433）在1405年（明朝永乐三年）开始下西洋以后，对外交通的路顺畅了，南下的人才渐渐多起来。当时随行的人中，有一些就留在马六甲，但人数也不会太多。

中国人大量南下是在英国人于1826年设立海峡殖民地以后。那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事。十六年后，便是1842年的鸦片战争。这以后，因为英国人要开发殖民地，需要大量劳工，于是有大量的中国人下南洋。南来的中国人以闽粤两地的为多，而闽人尤多。

二， 峇峇人

当时，这些外移的劳工大多是男性，绝少女性。婚姻便成为一个大问题。异族通婚是很自然的事。他们通婚的对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非回教徒的马来人，一种是印度人，而以马来人为多。因此，他们一般都会说马来话。

这些通婚的家庭所生的子女，男的称baba（峇峇），女的称nyonya（娘惹）。不过，峇峇还有一个广义的用法，是这类混血儿的通称，也称为侨生或土生。峇峇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一个小种族，其特点不只是血统是混合的，语言与文化也都是混合的类型。这一点也反映在他们的名字，保留中国的性名，前面加个洋名。

这类峇峇人的家庭中，有的还保留说闽南方言的习惯，有的则以马来语为家庭语言，而所说的马来话都带闽南语腔调，并参杂闽南词语，一般称为峇峇马来话，也就是峇峇话。

峇峇人一般都会说方言和峇峇话。其中又有一些不仅保留方言，还保留古老的生活习俗，比一般的中国人更像中国人。

峇峇人的子女上学时，一般受的是英文教育。这样，他们除了方言和峇峇话之外，更掌握了英文。其中又有些只会说英语和峇峇话（见谢菲利斯Felix Chia 的《峇峇人》The Babas。1，71-72页。新加坡时代国际出版社，1980年版。）

这样的背景，使到他们深受英国人所重视。他们可以担任殖民地的公务员，也可以从事和英国有关的商业贸易，发家致富，大大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介于英国人与其他种族人之间，俨然成为一个买办集团（见John Clammer的《海峡华人社会》Strait Chinese Society，102页。新加坡大学1980年版）。

中国人向来重视教育，因为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峇峇人也正是如此。

英国人为了统治海峡殖民地，当然也需要懂英文的当地人，因此，设立了英文学校，如：

•   1816年，槟城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 
•   1818年，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   1823年，新加坡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 
•   1826年，马六甲中学（Malacca High School） 
•   1899年，新加坡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当时的峇峇人子弟就在这些英文学校读书，然后，从事商业，发家致富。

峇峇人中，依靠英国人以发家致富的，往往死心塌地效忠英国，不认同中国人身份，以英语为家庭语言。

他们因为懂英文而为英国人所用，非常明白英文对他们的重要性。就像古时候说的：“学得胡儿语，城头骂汉人。”他们看不起中国人，也看不起马来人、印度人。这很自然的造成他们自大傲慢的心理。华人对这类常常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的人，深恶痛绝，给他们造了一个专门的字“峇”。

古代字书上也有一个“峇”字，音渴合切（音“客”），意义是“山形”。这是个形声字，从山合声。这个字和“峇峇”的“峇”不是一个字。这两个字是“同形异字”，就是字形相同，字音和字义都不同。

南洋的“峇”字，应该是闽南人造的。Baba的b是个浊音，闽南音也用为声母，北方话不用。北方话用p这个音，是个清音。这个音闽南话也用。闽南人造“峇”字，正是以b为声母，与baba的b相应。

就字的结构看来，南洋的“峇”是个会意字，从山从合，“合”取其义，不是读音。“峇”字的意义就是“山合”。“山合”便是“野合”，也就是“野种”。这两种用法，还保留在今天的闽南话中。从这个字的结构可以明显看出造字者的命意，也反映出当时华人对峇峇人的态度。当时中国人对那些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的人，是如何的深恶痛绝。

峇峇人和中国人的关系后来更加恶化，因为中国人的子弟也学习英文。这样一来，英文就不再是峇峇人的专利了。

再加上中国人善于经商，富商越来越多，渐渐超越了峇峇人。峇峇人之中，有的便由妒忌转而怀恨。这是峇峇人和中国人之间仇恨的根源。可是中国人的富商中，不懂英文的多。这是一些峇峇人所看不起的。

李光耀继承峇峇人傲慢自大的心态，看不起不懂英文的中国人，看不起中文学校的学生，看不起南洋大学（1955－1980）。他的这种傲慢自大的心态，面对中国人时，就会自然流露出来。

1994年2月26日，他代表新加坡，和当时的中国副总理李岚清签订苏州工业园合作协议。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事。外交无小事，理应慎重，可是，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后，却公开说，中国需要二十年才能学会新加坡的管理。语气傲慢自大，肆无忌惮，完全以殖民地主义的心态君临苏州工业园。

他派到苏州工业园的人员，也继承他的傲慢自大心理。开会时，双脚放在会议桌上，无礼至极。同样的工程师工作，新加坡派去的工程师薪金是苏州工程师薪金的五十七倍，而苏州得承担35%这样的薪金。

正是这样的傲慢自大心态，导致苏州工业园的失败。开始时，新加坡占65%。凡事自作主张。失败后，苏州转而站65%，才能转亏为盈。中国人要是学新加坡的管理，苏州工业园到现在必定还是失败的。

陈嘉庚（1874－1961）和陈六使（1897－1972）都是不懂英文的中国富商，华侨领袖。陈嘉庚因为很早就离开了新加坡，要不然他也必定是李光耀的眼中钉，必遭对付。

中国人致富后，也设立了自己的中文学校，如：

•   1913年，马六甲培风小学（1925年办中学） 
•   1917年，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 
•   1917年，槟城钟灵中学 
•   1917年，新加坡南华女子学校 
•   1919年，新加坡华侨中学 
•   1920年，槟城福建女校（1950年改名槟华女中）

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教育，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又渐渐比峇峇人更高了。这让一些峇峇人更加仇恨。他们唯一感到优胜的就只有英文了。

这之后，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学校类型，中英文并重的学校，如：

•   1935年，新加坡公教华英中学（简称公教中学） 
•   1936年，新加坡圣尼格拉女校 
•   1956年，八打灵公教中学 
•   1961年，诗巫公教中学

这个类型的中学，有实际的需要，也容易为峇峇人所接受。李光耀便是把他的孩子送入公教中学就读的。

峇峇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并不都一致。有的峇峇人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林文庆（1869-1957）和陈祯禄（1883 – 1960）就属于这一类。有的峇峇人不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而且排斥中国人，李光耀（1923-）就属于这一类。

当峇峇人面对英国人的时候，又难免有自卑感，因为在英国人眼里，他们无论英语说得多好，仍然是中国人，不是英国人。林文庆在英国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林文庆诞生在新加坡的一个峇峇家庭，从小受英文教育。后来到英国读书。他的中国同学因为他不懂国语，不把他当中国人，可是英国人又不把他当英国人。这让他感到羞耻。

其实，林文庆很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热心华侨教育事业，新加坡女子学校就是他创办的。他也很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正因此，陈嘉庚（1874－1961）可以和他交往，并在1921年，请他担任厦门大学校长。

林文庆从英国回来之后，刻苦学中文，以确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他倒是真的下苦功学中文的，后来还把屈原的《离骚》翻译成英文，很不平凡。他的中文造诣让他能够当厦门大学的校长。他极力确认自己的“身份”。这跟后来新加坡的一些峇峇官僚政客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这“身份”来自哪里呢？身份来自一个人的民族属性。形成一个民族的特点是什么？主要包括三个因素：语言、宗教、生活习惯。其中，语言又是民族的命根。不懂中文就两面不是人了，所以林文庆成年后还要发奋学中文。

峇峇人之中的另一位杰出人物，出生于马六甲的陈祯禄。他也受英文教育，会说马来话，也会说家乡话（漳州话），也很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是华侨领袖，致力于华侨权益和教育。他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十分热爱。

李光耀比林文庆小五十四岁，比陈祯禄小四十岁。这两个人都应该是李光耀少年时代所心仪的人物。其中，林文庆住在新加坡，是峇峇人中响当当的大人物，对李光耀的影响应该较大。李光耀后来提倡“讲华语运动”和“儒家思想”，都有林文庆的影子。

不过，李光耀从来都不提林文庆，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林文庆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李光耀则排斥中国人。他心中对中国人的怨恨极深。这是他打击陈六使和南洋大学的根源。

李光耀受英文教育，不懂中文。1955年，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对他是极大的刺激，加深他的自卑感，进而变成仇恨，必除之而后快。

李光耀上台后，极力摆脱这样的心理状态，于是急急忙忙找来军师，把“中国人”改为“华人”，把“中文”改为“华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极力“去除中国色彩”。因为他不懂中文，所以不知道“华”就是“中国”。在英国人眼中，“中国人”是Chinese，“华人”也还是Chinese。这先天的血统，阴魂不散，造成他心中无法去除的懊恼。他一生极力“脱华”，可是却始终不能“入英”，所以有“讲华语运动”。

林文庆的影子一直在他心中。

三， 同化运动

1957年，马来亚独立。原本属于英国管治的三个海峡殖民地，槟城和马六甲都归入马来亚，唯独新加坡除外，仍由英国管治。

马来亚独立后，峇峇人不能再依靠英国人了，社会地位也就大不如前。

由于峇峇人曾有过极其风光的历史，看不起中国人，中国人又因为峇峇人不懂中文，骂他们是“二毛子”，“数典忘祖”，这就造成峇峇人和中国人之间互相歧视的心理。这心理根深蒂固，一时无法消除。当利益起冲突时，更是明显。这充分反映在政治层面。

1959年，英国人让新加坡自治。这样一来，峇峇人在新加坡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得到英国人扶持，掌握了政权，一直到今天。

掌握政权后的新加坡峇峇人非常清楚自己的语言长处和短处。他们必须死抓住英文不放。没有英文，他们就难以生存，所以必须极力推行一项社会工程，改变华人的语言习惯，使到所有华人都跟他们一样。这便是五十年代末开始的同化运动。

从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新加坡推行的这项同化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

l  排斥阶段（1959-1963）

l  兼并阶段（1963-1979）

l  巩固阶段（1979-1984）

这三个阶段合起来便是一个同化运动的过程。到1979年推行“讲华语运动”的时候，这项同化运动已经完成。不了解这项同化运动，就没法理解讲华语运动了。

正所谓“旁观者清”，外来的人倒是有看得出这个同化运动的意义的人。一九八十年代初，有一批从英国到新加坡来教英文的老师。其中一位从爱尔兰来的老师被派到华中任教。他到了华中任教后，看到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文化正在被消灭，只教了一年就辞职了。他对人说：“消灭别人的语言文化的事，我们爱尔兰人不做。英格兰人想消灭我们爱尔兰人的语言文化，我们深恶她绝。”

任何同化运动都是在消灭别人的语言文化。其罪过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同。所不同的是，希特勒用武，为大家所耳闻目见；同化运动用文，容易掩人耳目，耳食之徒还会歌功颂德。

导致新加坡的同化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峇峇人又自尊又自卑的心理状态。所以要了解新加坡这项同化运动，必须从心理分析入手。要了解讲华语运动，更必须从心理分析入手。以下详细说明这项同化运动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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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语言政策与同化运动

 一， 语言生态

 二， 语言政策

 三， 政策推动同化

一， 语言生态

新加坡的居民，以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为主，号称三大民族。华人在三大民族之中，居大多数，其次是马来人和印度人。三大民族之外，还有一些欧西人和欧亚混种人，但为数不多，可以不论。

新加坡通用的主要语言就是这三大民族的语言，再加上英语，就成为今日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

英语原本是英国人的语言，可是在新加坡，也是峇峇人的语言。峇峇人本来也是华人，可是，因为语言的差异，再加上政治权力的因素，新加坡的峇峇人逐渐与华人相对而立，成为一个新的种族。随着华人的逐渐同化，峇峇人正逐渐增加，有超越华人，成为第一大种族之势。

峇峇人和华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语言。

三大民族的语言，通常笼统称为华语、巫语、印度语；而细分开来，则每一族的语言之中，都包含许多种方言。印度人的语言中还包括不同的语言种类，分属不同的语系。

新加坡的华语，相当於台湾的国语，中国大陆的普通话，但并不完全相同。华语是和方言相对的。新加坡华人之中，只有今天的年幼一代，因为不懂方言，而以华语为母语，人数日渐增加。大多数成年华人的母语属於中国南方的方言。其中以操闽粤方言的人最多。这些方言之中，有些可以通话，有些不可以通话。

从华人的祖籍来源来看，华人之中，以福建人为多。福建人之中，又以闽南人为多。所以新加坡通称的福建人和福建话，其实是指闽南人和闽南话。闽南话也还是个通称。其中以厦门话最为通行。新加坡人所说的福建话便是指厦门话。

虽然新加坡地小人少，种族也不多，但是，语言问题却有些复杂，而且敏感。始终与种族和政治相关连。而且，还与周围国家相关连。语言问题不止牵连到新加坡社会的安定，还牵连到与周围国家的关系。

战後，新加坡的社会语言日渐起变化。七十年代以後，变化尤大。促使变化的因素，主要是政治。变化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英语的地位日渐提高，母语的地位日渐降低；一个是，华语的地位日渐提高，方言的地位日渐降低。

第二次世界大战後，民族主义思想在各地兴起，反对西方各国的殖民统治。其结果，除了政权转移之外，最明显的一点改变便是语言。独立後的各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民族语言来代替原先的宗主国语言。语言成为民族自尊的象徵。

新加坡近邻的两大国家，印尼和马来西亚便都如此。新加坡的情形则刚好相反。英语原本是殖民地宗主国的语言，但在新加坡独立後，英语不仅不被民族语言所代替，反而日渐重要，而且地位越来越高，凌驾於各民族语言之上。这主要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

在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中，英语的实际地位，不是与其他三种民族语言并列的，而是与母语相对的。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便是以英语和母语为依据。可是，由於英语的地位高，通行广，母语的功用主要只在於说，不在於写。只有英语说和写都同样重要。所以英语的社会地位节节上升，有完全取代母语之势。这演变的结果，使新加坡的语言问题简化了。但是，顺着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则母语难免有一天会消失。

三大民族语言之中，马来语的情形稍好，因为可以借助回教的力量而继续保存。印度语和华语的处境便岌岌可危了。提倡母语教育，目的只在于救亡。

以新加坡和香港、台湾相比较，情形很不一样。一般香港人尽管国语和英语都说的不好，甚至於不会说，但是都会说很流利的广东话。台湾人都会说流利的闽南话。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说国语。新加坡年轻一代就不是这样的了。

华语固然不好，英语也不见得高明，又不会说方言。所以这些“新人类”正面对一个语言危机：没有一种话说得好。

崇尚英语和西方文化，使新加坡变成一个不是以本族语言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这一点正是新加坡和香港、台湾大不相同的地方。

一九七九年以来的讲华语运动，多少有助於挽救华语的衰亡。可是华语虽然是救回来了，方言却奄奄一息。只需再过一代人，方言将从新加坡消失。

无论说华语还是方言，都只限于囗语。华文的地位很低，没有实用价值。政治和经济用语，实际只是英文。年轻一代人所需要学写的，便只是英文而已。这造成英文一枝独秀的局面。至于这个局面将维持多久，日后将会变好还是变坏，那就要看东亚的政治和经济局势是变好还是变坏了。新加坡华人是做不了主的。

二， 语言政策

回顾战後五十年来，新加坡社会语言的变迁，主要朝两个方向。一个是，英语的地位渐高，母语的地位渐低；一个是，在华族社会中，华语的地位渐高，方言的地位渐低。此消则彼长，正透露出个中消息。

新加坡社会的发展和英语的变化，具体反映於新加坡的教育。新加坡的语言变化是由语言政策造成的。

当新加坡在一九五九年自治时，所规定的四种官方语言，名义上的关系是并列的。四者并存，个别发展。反映於教育，便有四种源流学校。其中，英语和华语教育，尤其发达，从小学而中学，而大学，有完整的系统。

当时所推行的双语教育有两个模式。英语学校有各族学生就读，第一语言是英语，第二语言是母语。在其他母语学校中，则反过来，第一语言是母语，第二语言是英语。

新加坡规定四种官方语言，是为了避免语言引起的麻烦。要是在政府行政中，四种语言都用，是很不方便的。面对四种官方语言，主管其事的人，心中必定不愉快，必定盘算着如何简化，减少麻烦。于是，规定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这就大大推高了英语的地位，凌驾于母语之上。

由于英语是工作语言，大家都得努力学习，以后才有工可作，才能生存。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与演变之後，到了八十年代，各母语学校都先後关闭了，都改为英语学校。这个时候，四种语言的地位由并列关系变为上下关系，就是英语和母语上下相对。这个时候所推行的双语教育，只有一种模式了，就是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

从原先的四种语言并列关系，到後来的两种语言上下相对关系，这便是新加坡社会语言变化的大势。

新加坡的华人，在李光耀上台之前，除了一些效忠英国的人之外，大多数都视自己为中国人，也称华侨。中国人所创立的学校，即使是英文学校，也都重视华文。华文学校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李光耀上台后，常常标榜自己的双语政策，以为十分成功。其实，新加坡学校的双语教育在他之前早就存在了。双语教育并不是由他开始的。

欧洲是个语言众多的大陆。一般欧洲人都会说两三种语言。双语教育在欧洲两百年前就有了。

欧洲人到亚洲来开辟殖民地，把他们的双语教育方式也带来。双语教育有实际的需要。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英国人带来的。

在英国人统治的时代，华文学校一律推行双语教育，只是英文教学并不怎么成功。原因当然很多。其中，反殖民统治思想盛行是一个重要原因。

英文学校也推行双语教育，对华文的要求也很高。当时英文学校的华文课业，不仅要学白话文，也要学文言文。修读华文的学生的华文程度，远比今天李光耀双语制度下学生的华文程度为高。

李光耀的双语政策，跟英国时代的相比，其实是失败的。

不过，英国殖民时代的华族学生，并不一定都学华文，也可以选读马来文。这主要是因为有的学生，家庭语言是英语或马来语，不是方言。这类学生往往不选读华文。

一般华族家庭的母语都是方言。因为会说方言，所以孩子学习华文并不困难。

一九七九年，李光耀推行讲华语运动，消灭方言后，小孩子因为不懂方言，学习华文就非常困难了。

李光耀生长在峇峇人的家庭，祖辈是客家人，他自己会不会说客家话，不甚清楚。他的父亲受英文教育（见《李光耀回忆录》20-21页。联合早报1998年版）。

他的母亲习惯说什么话，也不得而知。他的家庭语言很可能是英语，所以他早年不懂华文。他的家庭语言也可能是马来语。他读小学中学时，第二语言很可能是马来文。

李光耀就读的中学是莱佛士书院。单看这名称，用“书院”而不用“中学”或“学校”，就可以看出来，是很重视华文的学校。可是，李光耀在这样的学校里，却不学华文。这可见他对华文的态度了。

一个人早年的缺憾，在长大之后，必定在心中留下印痕。这可能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反应。一种是愧疚，努力弥补；另一种是憎恨，变本加厉。

李光耀的心理状态属于后者。他极力消除异于己者，使天下人都与自己相同。这就是他推行同化运动的根本原因。要是他的母语是方言，童年时学华文，他后来的语言政策就必定大大不同了。

三， 政策推动同化

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虽然有四种，号称四大语言，实际是一大三小。英语独大，处于强势，其它三小处于弱势。

由于各个种族原本都有自己的学校，这给统治者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又不能明目张胆的把不喜欢的学校关闭，只能在暗中通过政策来改变形势。

三小之中，巫语和印语可以削弱，但巫人与印人不能同化。

由于峇峇人原本也是华人，所以可以明目张胆的把华语削弱，进而把华人同化。峇峇人和华人的基本差别在于语言，只要削弱了华语，就可以达到同化华人的目的了。

要削弱华语，同化华人，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教育政策，使到华文学校逐渐关门，都变成英文学校，这就达到目的了。

李光耀上台后，就在暗中推行同化运动。他的主要同化对象，当然是受华文教育的人。

华族子弟所上的学校，一般不是华文学校，就是英文学校。

李光耀是在英文学校受教育的。因为少年时不学华文，造成他对华文的抗拒心理，并由抗拒转为仇恨，一心要把华文消灭。这是他的语言背景和心理状态造成的。在他掌权之后，便制定政策，一步一步关闭华文学校，达到同化的目的。

由于英语在新加坡通行的范围广，在各族人中，能听懂英语的人，为数较多。其它各族母语，通行范围都较小，主要在各族自己的范围内。因而形成众说纷纭、鹬蚌相争的局面。这使到新加坡各语言的关系复杂而敏感。

为了避免语言问题引起社会不安，李光耀把各族语言都列为官方语言，法定的地位相等。然而，这样的法定地位，只重在表面的象徵意义，并未能完全消除各语言之间的敏感关系。

印度语的人口不多，没有太大的社会力量，影响不大。其他三种语言，英语、华语、马来语都举足轻重。敏感关系主要在於华语和英语，以及华语和马来语之间。

马来语人口虽然远比华语人口少，但是，因为新加坡两大邻国均为马来族国家，马来语自然和这个地区的种族和政治关系密切。种族和政治问题，极易於引起社会动荡。这是敏感的原因。

英语和华语之间的敏感关系主要在於华族内部。华人之中，受华文教育和受英文教育的人几乎各有一半。彼此之间自然形成两个壁垒，泾渭分明，极易於引起纷争。受英语教育的人居於统治地位，受华语教育的人被统治，难免感到受压迫。这是敏感的原因。

英语原本是殖民地统治者的语言，照理说，在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以後，英语应该被摈弃才是。可是，新加坡社会这几十年的发展，英语不但没有被摈弃，反而越来越重要，终於形成惟我独尊的局面。

新加坡在英国人统治时，英语自然和政治权力连在一起。英国人撤离时，把政权和英语一起留下来。英语自然成为政府行政的语言，也连带成为法律的语言。新加坡的法律是继承英国法律而来的，所以法律的语言自然也是英语。这情形一直延续到今天。

英语既是政治行政和法律的语言，那么，想到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便非得懂英语不可了。这也正是各族人中，都有过半数的人懂英语的原因。这既影响到个人就业，也自然影响到教育政策。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而双语之中，无论如何配搭，都以英语最为重要。

当新加坡还有各种语文源流学校的时候，英文学校主要语言当然是英语，其他语言是第二语言。其他语文源流学校则一律以英语为第二语言。这固然是因为英语为各族人的通用语，但也反过来更加巩固了英语成为各族通用语言的基础。

在各族语文源流学校消失了以后，英语成为所有学校的第一语言，而以母语为第二语言。实际就是全部变成英文学校了。这样一来，就造成英文在新加坡社会，使用的范围更广，地位也更高更巩固了。

李光耀的政策使英语成为新加坡社会的上层语言。其他各族的语言都只能在中下层社会通行。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虽有四种之多，而官方实际的日用语言只是英语一种而已。其他三种都只是陪衬。

英语借助其政治功能，成为社会通用的语言，人人都得学，以求生存。其结果便是英语一枝独秀，而各族母语则日趋式微。

根据一九八〇和一九九〇年的人口普查，在华族家庭中，英语的日用比例，十年间增加了百分之十有多。华语的日用比例也增加了，但是方言的日用比例则大大减少。英语和华语的日用比例增加，都导致方言的日用比例减少了。

在一九八零年时，华语和方言的日用比例，加起来接近九成；到了一九九零年，已不足八成。就华族家庭整体看来，本族语言日用的比例是减少了，而英语的日用比例则相应增加。 (见Lau, Kak En. Singapore Census of Population 1990. 1994年版)

图表一华族家庭用语1980-1990

这样的发展趋势，使英语很自然的成为新加坡社会整体的上层语言。说和写都一样重要。

华族的语言主要的功用在於说，写只是聊备一格而已。讲华语运动也只是强调“讲华语”。长此以往，新加坡的华人色彩势必越来越淡。华人正日渐被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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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一阶段同化运动：排斥（1959-1963）

 一， 同化从排斥开始

 二， 社会排斥与政治排斥

 三， 陈六使和南洋大学

 四， 同化从教育着手：中学改制

一， 同化从排斥开始

1957年，马来亚独立；1959年，新加坡自治。这都是第二次大战后，反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果。

当时，走在反英运动前头的多是受华文教育的人。1959年的新加坡自治政府，主要就是依靠受华文教育的人流血流泪才得以上台的。可是，正应了古训：“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华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的人的悲剧从此开始。

在峇峇人的眼中，华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的人都必须被铲除，才能保住政权。这便是同化运动从排斥开始的缘由，所以同化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便是排斥阶段（1959-1963）。

在原先的反殖民地运动中，主要的受华文教育的领导人都被英国殖民地政府引用“内部治安法令”拘捕入狱。自治政府上台后，虽然释放了一些，但主要的领导人仍然被拘禁。单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当时自治政府中的峇峇人的心理状态。

1959年，新加坡自治，李光耀上台。新加坡的同化运动就从这一年开始。同化的对象是华人，具体的行动是消灭华人的语言文化。

李光耀对华人语言文化的憎恨，有两个历史原因。一个是，峇峇人因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被中国人超越，而怀恨在心，这样的心理，长留在一部分峇峇人心中；一个是，1955年，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李光耀因为自己不懂中文，而怀恨在心。 

2009年，李光耀在讲华语运动三十周年纪念会上说（下文中的各段译文均为本文作者所加）：

And with IT digital dictionaries that can translate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and vice versa and also pronounce the words, learning Chinese has become much easier and more convenient, something I did not have when I started learning Chinese in 1955 at age 32.

因为有数码字典帮助，中英可以轻易互译，今日学华文已容易方便得多。1955年，我三十二岁开始学华文时，就没有这些工具了。

这虽然是在说学习工具的改进，却透露出他心底的一个秘密：他是在1955年开始学华文的。

他为什么要在这一年突然开始学习华文呢？

这一年，正是陈六使先生创办南洋大学的时候。他显然是被陈六使和南洋大学所逼而学华文的。

他出世在峇峇人的家庭，原本不必学华文而仍然生活得很好，却为陈六使和南洋大学所逼而学一种在他看来是十分艰难又没什么用处的语文。这件事在他心中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陈六使和南洋大学也就自然成为他的眼中钉，必须拔除。这就是他日后对陈六使和南洋大学横加逼害的根源。

有的人善于记恨，往往因为年轻时的一件小事，长大后睚眦必报。历史上的枭雄和黑帮党徒尤其如此。

李光耀得以上台执政，主便要是得力于受华文教育的人。李光耀十分清楚，受华文教育的人的力量对他非常重要。但是，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这些受华文教育的人也是他心目中的敌人，必须消灭。为了长远之计，最好是同化，而不仅仅是排斥，但同化得从排斥开始。

排斥的目的是：让受华文教育的人觉得华文没用，华文教育没用。父母都这样想，自然会把孩子送入英文学校就读。到时候，就可以大声说，这是家长的选择，不关当政者的事，而华文学校因没人读也就自然得关门了。到了这个时候，同化运动就成功了。

二， 社会排斥与政治排斥

排斥分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上的排斥，一方面是政府权力中心的排斥。两方面互相配合，必定奏效。

先说社会上的排斥。

当时最具体的做法是，不轻易让受华文教育的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就是进入了，也只能担任较低级的工作，升级难于上青天。这样一来，担任主管的都是受英文教育的人，受华文教育的人永远都比不上。

这对于受华文教育的人，足以造成一生的心理创伤。时间只要略长一些，华文学校就收生困难了。

再说政府权力中心的排斥。

在李光耀1959年的内阁中，一共有九位部长（包括总理），即：

人名职位语言背景

 李光耀总理英文

 杜进才副总理英文

 吴庆瑞财政部长英文

 杨玉麟教育部长英文

 王邦文内政部长英文（懂华文）

 王永元国家发展部长英文

 阿末依布拉欣卫生部长马来文

 贝恩劳工及律政部长英文

 拉惹勒南文化部长英文

图表二李光耀1959年内阁部长的语言背景

这九个人中，只有王邦文懂华文。他曾经在吉隆坡尊孔中学读初中，后来到新加坡读英文学校，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就是因为他懂华文，所以当内政部长最合适，由他来对付受华文教育的人，逮捕异己。

除了总理和副总理，财政、教育、内政是最重要的部长，全都没有一个是从华文学校毕业的人，几乎都是峇峇人的天下。

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李光耀的内阁中，一共有十位部长（包括总理），即：

人名职位语言背景

 李光耀总理英文

 杜进才副总理英文

 吴庆瑞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英文

 拉惹勒南外交部长、文化部长英文

 王邦文内政部长英文（懂华文）

 杨玉麟教育部长英文

 林金山国家发展部长、金融部长英文

 易润堂劳工部长华文

 奥斯曼渥文化与社会事务部长马来文

 巴克律政与国家发展部长英文

图表三李光耀1965年内阁部长的语言背景

情形和1959年时一样。从各个部长的语言背景可以清楚看出受华文教育的人被排斥。

在这个内阁中，有一位受华文教育的人担任劳工部长，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闲职。

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政府内阁中的部长几乎全都是峇峇人，非峇峇人只能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职位，只有英化的印度人可以担任要职。

内阁部长中，有五个职位特别重要。这五个职位是：内政、国防、教育、财政、外交。内政部长负责拘捕异己，国防部长掌管枪杆子，教育部长负责洗脑，财政部长管钱，外交部长负责拉拢外力以自保。这几个部长，受华文教育的人都不可以担任，但是英化的印度人可以，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意识。

三， 陈六使和南洋大学

1955年，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时，李光耀便已怀恨在心，必除之而后快。在他的同化运动中，最后必须封闭南洋大学才算成功。到了南洋大学被封闭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可以威胁到他的政权了。

陈六使是陈嘉庚（1874－1961）之后的南洋华侨领袖。第二次大战之后，南洋各地中文中学缺少教师。陈六使登高一呼，万山响应，1955创办南洋大学。

南洋大学校友郑奋兴教授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33页，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1年版）：

 南大创办的目的是因为当时有许多华校成绩优异的学生不能到中国去求学，而到外国去升学费用极高，不是许多家庭能负担得起。当时在新马只有一间大学，就是在新加坡的马大，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开办，指定只是开放给英校的毕业生，华校的毕业生不可入学。当时的我就读钟灵中学，毕业在即，我就读英校的哥哥升学马大，所以我也想报名马大，但在马大，华校生不管成绩有多么的优异都不能报名。

所以当时就需要有南大这么一间大学让华校生深造。除此之外，南大的成立也是为华校培养师资。

这就是南洋大学创办的背景。郑奋兴是南大第一届数学系的杰出毕业生。他和李光耀及李显龙都相识，而与李显龙更加熟稔些。

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这件事，逼使李光耀学习中文。他不只是心不甘情不愿，更是怀恨在心。他一直想逼害陈六使，更想逼害南大。

1959年，南洋大学有了第一届毕业生。摆在李光耀眼前，南大比陈六使害处更大，必须步步进逼，将之消灭。

要消灭南大，最直接的做法是排斥，不承认其学位，而不承认其学位的最好借口是程度低。说南大学生程度低的主要理由是：英文不佳。这正是峇峇人看不起中国人的理由，有历史渊源。

可是，李光耀自己的语文能力又有多高明呢？他在1955年开始学中文，就是学了几十年后，直到今天，他的中文程度仍然很差，还不能算是懂得中文，只是会略说几句结结巴巴的话而已，与文盲不相上下。

李光耀之前的另一位峇峇官僚政客林有福（1914 – 1984），担任首席部长时，面对南洋大学问题，便请来一位西澳大学的教授，名叫白里斯葛（Prescoot），在1959年7月22日发表了一份《白里斯葛报告书》，把南大贬得一文不值。

报告书发表时，李光耀已经上台。他欣喜若狂，正好利用这份报告书。他在《李光耀回忆录》（382页；联合早报1998年版）中说：

 当时我们知道，南大的发展很快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政治和教育问题。第一批学生将在10月毕业，由于他们实际上不懂英语，到头来可能没人能雇用他们。三个月前，以西澳大学的白里斯葛博士为首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向我们提出了一份报告书，建议政府不要承认南大的学位，因为水平太低了。委员会原来是由林有福委任的。报告书立即在说华语和方言的社群中引发抗议浪潮，商界领袖认为是冒犯他们，低估了他们的能力。其实，他们受到这样的对待是活该，因为学术人员的工作本该由大学评议会来处理，可他们却一直在指挥和干预。

这段话流露出李光耀的心态。他念念不忘用英文来打击受中文教育的人，显示出他的傲慢与偏见。他常常指责，受华文教育的人是沙文主义者，有罪，可是他一生奉行英文沙文主义，却是无罪。

当时的南大毕业生果真程度低吗？他们真的“不懂英语”吗？

南大的腹地是整个南洋地区。从各地中文学校来的学生，素质非常出色，跟当时的马来亚大学学生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就更不在话下了。

当时的学生也并不都来自中文学校，也有来自英文学校的，如来佛士书院的毕业生。这些学生都有很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对自己的语言文化感到骄傲，所以选择进入南大。他们的心态和李光耀的刚好相反。

南大学生中，一般英文不佳，是事实，但是有的英文极佳，绝不比李光耀的英文差。

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9页）：

我就认为影响南大历史的《白里斯葛报告书》是一本恶毒荒唐的报告书！第一，就是这批写报告书的人来的时间太短，而且并没有实地的进行考察，只是凭着别人给的秘密回应罢了。什么是秘密回应呢？那就是一些对南大不满的人写的一些批评回应。

李光耀就是根据这份“恶毒荒唐的报告书”拒绝承认南大，理由就是程度低。

南大毕业生的程度果真如李光耀所说的程度低吗？完全不是。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3页）：

南大从第一届开始就是一间成功的大学，并不是等到《王赓武报告书》，政府接办改制之后才成功的。

为了证明这一事实，我想引用王慷鼎博士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

1. 南大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者, 总共二百一十位。理学院一百五十五位, 文学院五十位, 商学院五位。

 2. 南大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者, 总共二百零四位。理学院一百三十位, 文学院五十位, 商学院二十一位。

 3. 南大理学院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者, 总共一百五十五位。化学系四十九位, 生物系三十八位，物理系三十二位，数学系三十位，化工系六位。

 4. 南大理学院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者, 总共一百三十位。生物系三十六位，物理系三十三位，数学系二十八位，化学系二十六位, 化工系七位。

南大从第一届至第八届毕业生的总数为3,324位, 但却有414位 (12.6％) 的毕业生从国外著名大学取得高级学位, 它显示了南大毕业生如何轻而易举, 仿佛探囊取物地从国外著名大学取得硕士甚至博士学位。这个事实就足够说服任何人南大学术水平从一开始就不低，从一开始其学位就应该被承认。

我再次引用王慷鼎博士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

在这414位从国外著名大学取得高级学位的南大毕业生，有超过80％，也就是说，有超过331位，在世界各大学被聘为教学人员, 或在世界各大学的研究机构担任研究人员。这些大学和研究所的国家包括: 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日本，香港，台湾，澳门，文莱，泰国，马拉维，委内瑞拉等.。可以看到，南洋大学在高等教育的贡献是非常国际化。

单单就毕业生的学术表现说，李光耀所不承认的南洋大学，远远胜过李光耀所承认的马来亚大学，就是后来的新加坡大学。他们之中，除了考取英文大学的高级学位的之外，还有的考取英国的律师和会计师专业资格，都十分出色。尽管如此，南大仍然是李光耀的眼中钉。

2011年11月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出版了。他说：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的第一所华文大学，它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

他从“程度低”转为“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他心中的恶意与仇恨，根深蒂固。这绝不是政治家的胸襟。

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14页）：

南洋大学的成功是多姿多彩的。让我强调一点，上面的数字和名字只包括南大第一届至第八届毕业生而已。这就是说，当他们从南大届毕时, 新加坡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一起不承认他们的学位。这是新马高等教育一段最荒谬的历史。

李光耀是制造这“一段最荒谬的历史”的幕后黑手。

李光耀对陈六使的仇恨，与南大相连。他在《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中有一段针对陈六使的话：

華社領袖一方面捍衛華語華文，一方面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英校讀書，孩子長大了連一句華語也不會說的做法，言行不一致，是我看不起的。

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华人，把一些孩子送进华文学校，把另一些送进英文学校，这是十分平常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李光耀的话是鸡蛋里挑骨头。

为什么他要对付陈六使呢？因为陈六使创办的南大是华文大学，而李光耀不懂华文，又因为南大学生中，有不少反对他，所以陈六使和南大都是他心中的刺，必须对付。他在《李光耀回憶錄》第383頁）说：

我也把這件事記在心裡——時機到來我會對付陳六使的。 

他终于等到机会了。

1963年9月，新加坡大选时，陈六使呼吁支持支持南大毕业的候选人。李光耀认为这是在反对他，就把他的公民权给吊销了。从1955年到1963年，前后约九年。这真是十年报仇不为晚。

陈六使公民权被吊销后就不可以再说话了，不然会被驱逐出境。陈六使不说话，可是南大还在，必须按照日程表逐步消灭。

在排斥受华文教育的人方面，李光耀一直都用赶尽杀绝的手段。他很成功，但留给人间的却是仇恨。虽然平了天下，却不得人心。在把对手赶尽杀绝之后，做事自然方便，可是在治国方面，却见不出什么过人的才能。

最堪讽刺的是，他还提倡儒家思想。儒家崇尚仁政，而他却崇尚霸道，刚好与儒家相反。

四同化从教育着手：中学改制

排斥是消极的手段，积极的手段则是从教育着手。两者互相配合，可以确保同化运动必定成功。

教育部长在同化运动过程中尤其重要。学校是推行同化运动的根基。在这个运动快结束的时候，就是推行讲华语运动和儒家思想运动的时候，教育部长由副总理担任，以贯彻始终。

英国的中学是七年制的，大学则三年，加起来十年。美国的中学则是六年制的，大学则是四年制的，加起来也是十年。新加坡的华文中学和一九五五年创立的南洋大学都采用美国制。

新上台的自治政府和原来的殖民地政府一样，都不承认华文中学和大学的资格，理由是：程度低。于是，针对华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的人的排斥运动便从这里下手。

首先，要华文中学改制，改用英文中学制度。1963年，要全体华文学校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都同时参加中学会考。这三个年级的学生，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相同的程度。然后，把高中改为两年制。这样，中学仍然是六年，课程内容则与七年制中学相当。这样的制度，增加中学生的压力，逼得他们无暇关心社会，也就不会游行示威了。

华文中学改制，是华文教育由被排斥走向被兼并的开始。

李光耀在构想统一英文华文的中学制度时，就已经想好如何消灭华文中学了。方法非常简单，而且不露痕迹。

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中分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