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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辨证 - 战后星马侨教的困境 (上篇)

01/07/2017 15:01

 

战后星马侨教的困境 (上篇)


作者/来源:2017/07/01 《新加坡文献馆》


~作者:余山农


一、序说


二、战后政局


三、迫害政策


四、侨教救亡


一、序说


南洋大学从创办到被关闭的历史,是受政治迫害的历史,也是星马华人为捍卫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的造梦历史。


星马在二战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二战期间为日本所占领。二战之后,英国人回来继续统治。由于英国人歧视华人,于是制定不利于华人的种种政策。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后,英国人对星马华人更加不信任,通过各种政策迫害华人。


南洋大学创办于一九五三年,即二战结束之后七年,中国革命后四年,正是英国人制定种种政策迫害华人的时候。


二战之后,局势依旧动荡,南洋华人社会遭受从四面八方来的迫害。连续不断的迫害使到华人渐渐觉醒,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一九四九年,华人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一九五三年,成立南洋大学。马来亚和星加坡两地,在当时只是一个地方。马来亚华人公会和南洋大学是一个地方的两件相关联的事。


马来亚华人公会是个政党,为争取民族权益而成立;成立南洋大学则是发展民族教育,传承文化传统,抗击外力同化。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和南洋大学都是在捍卫民族权益和生存权力。南洋大学的建校运动,马来亚华人公会始终大力支持。


成立南洋大学比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艰难得多。全靠华侨领袖坚忍不拔的精神,侨众同心协力的不懈支持,南洋大学才得以建设起来,实现百多年来民族教育的梦。


一九五七年,马来亚独立。在这场独立运动中,华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政权基本掌握在马来人手中。马来亚政府继承了英国人制定的种种歧视华人的政策。不过,由于华人有很大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并且参与政府,因此,华人所受到的迫害并不十分强烈。况且,华人与马来人属于不同的种族,强烈的迫害势必引起种族冲突,造成政治不安。因此,华人生活一时尚能得到安稳,但威胁仍然时时存在。


一九五九年,星加坡全面自治,一九六五年独立。自治政府和独立政府由同一批人组成,掌握政权。这批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们都有华人血统,而且还有个华人的姓名。外表看起来,跟一般华人并无不同。他们其实是峇峇人,也就是被英国人同化了的华人。对于自己的民族身份,这些人的心态也并不完全一样,而且完全相反。有的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华人),例如林文庆和陈祯禄,有的不但不认同,而且看不起中国人(华人),例如李光耀。一九五九年之后,掌握星加坡政权的就是后一种峇峇人。他们都受英文教育,多不会说华人方言,而且视中国人(华人)为仇人。这一种峇峇人就如唐人诗中所说的:“汉人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虽然原本是汉人,却因为学得胡儿语,便以为自己也是胡人,便反过来欺压汉人。


英国人在退出星加坡之前,便培养这一类峇峇人为代理人,掌握政权,继续英国人制定的政策,迫害华人。由于他们已被英国人所同化,他们也希望同化华人。


英国人在退出星加坡之后,其代理人李光耀对华人的迫害,变本加厉,制定恶毒的政策,同化华人。由于他们有华人的血统,看起来像华人,外人并不以为是同化,更不以为是消灭种族。


在英国人及其代理人所制定的同化政策中,最恶毒的是消灭华人教育的政策,并由此进一步消灭华人的语言和文化。南洋大学很自然的成为首要的打击目标,并最终被关闭。


李光耀深受希特勒的影响(见齐简《李光耀的十项成就》,刊新加坡文献馆)。希特勒有句名言:


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


李光耀同化华人用的就是希特勒传授的方法。


由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是南洋大学建校运动时期,轰轰烈烈。在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学后,步上正轨,日渐发展。三年后,即一九五九年,李光耀掌握政权。他继承和实行英国人制定的同化华人政策。南大从此开始受尽逼害,直到被关闭。


南大的二十五年历史中,二十二年实就是受李光耀迫害的历史。李光耀所迫害的并不仅仅是南洋大学,而是星加坡华文教育整体。他以残酷毒辣的手段,全面迫害星加坡华文教育,而南洋大学则是整个华文教育体系中的最后目标。他在关闭了华文教育体系中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之后,随即把南洋大学关闭,并对南大和创校先贤百般诬蔑。这一段历史,令全体南洋华人十分愤怒。先贤创办南洋大学是南洋华人历史的一部分,不容任何人诬蔑。


南洋大学是全体南洋华人的梦,一个为了发展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梦。由商界贤明的人倡议,整个南洋华人社会群起响应。上自名商巨贾,下至劳工小贩,人人参与,人人奉献,大家都只是为了子子孙孙的明天,全无私心。群策群力,众志成城,最终把南洋大学建立起来。南洋大学是属于全体南洋华人的大学。南洋大学创校的历史,是可歌可泣的史诗。本书即如实记录并讨论整个创校运动,让后人重温当时波澜壮阔的情景,了解真实的历史。


二、战后政局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了。战争结束,带来和平的年代。在战时生活过的人都渴望和平,因为和平带给人希望,但生活在星马的华人,和平带来的却是另一个残酷时代的开始。


当日军南侵时,守土的英军,原是以逸待劳,却不堪一击,不战而降。抵抗日军的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游击队。英军于是只好与马来亚共产党秘密合作,由马共游击队抗击日军。这样的联合,在英国人只是权宜之计。


马共为马来亚的自由而牺牲,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却不让马共独立存在,而要招安解散。


当时中国内地,在日本人投降后,内战方酣。一场革命正席卷中国。


南洋华人之中,商界的鲜明之士,已看出时局的苗头,顿然觉悟,必须发展自己的大学,用以救助自己的民族教育和民族生存。


一九四六年,华人商界的三位贤人,陈六使先生(1897-1972)、李光前先生(1893-1967)、黄奕欢先生(1908-1985),向陈嘉庚先生(1874-1961)提出创办大学的事。这件轶事鲜为人知。杨进发《创建南大二三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今天想来,此位先贤似乎有托孤之意。他说:“倡议华文大学是于1946年由三个人联合提出。”这三个人,除了陈六使与李光前之外,便是他本人。此三位人士都曾受过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的感召,都曾经是陈嘉庚筹赈救国的支持者。1946年,他们三人共同到怡和轩俱乐部去拜访陈嘉庚,并征求陈嘉庚对创办华文大学的意见。如果陈嘉庚赞同,他们便请陈氏出来主持大计。陈嘉庚当时满口反对,认为战后新马华社百废待兴,全无经济条件创办大学。陈嘉庚反建议地说:“如果华校高中毕业生要升学,他们都可以到厦门大学去深造。”从这一次偶然的口述历史资料中,我们似乎必须把创办南大的议程,提前到1946年,而倡议者有三人,即陈六使、李光前与这位老先生。……他是黄奕欢先生。


当时,陈嘉庚先生是星加坡福建会馆总理。星马两地,福建人在华人中占多数,商界的成功人士,也以福建籍为多,福建会馆在侨界很有影响力。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时候,陈嘉庚先生发起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筹募资金,支持祖国抗战。


陈嘉庚先生常说:“金钱如粪土,散播才有用。”他本是富甲一方的商人,在国家有难时救国,在国家衰弱时,兴办教育,以教育为“启迪民智”的措施。他一生最关心的两件事便是救国和兴办教育。他把一生钱财都用在救国和兴办教育,不留给子孙。


一九四六年,二战刚刚结束,南洋各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在南洋兴办华文大学的确不容易。办大学於时局为需要,於能力则不足。


陈嘉庚先生建议,南洋学生到厦门大学深造是切实的办法,但这也只能是暂时的办法。南洋学生除非得到赞助,离乡背井到远地去深造并不容易。况且毕业生越来越多,厦门大学未必容纳得了。就长远来看,本地必须有自己的华文大学,让华校学生有机会在本地升学。这就好比餐馆和住家厨房的关系。市区的餐馆形形色色,样样都有,但住家还是得有自己的厨房,方便饮食。


这个时候,马来亚华人所将面对的并不仅仅是升学的问题,还有一场更大的噩梦。战争结束并没有给马来亚华人带来和平的日子。


二战期间,日军长驱直入马来半岛。英国军队根本无力抵抗日军。一九四三年,英军不得不与马来亚共产党秘密合作,由马共带领游击队抗击日军。大战结束,日本投降后,英军在重临马来亚,却对马共不信任,不容马共公开存在,要马共解散。


当时,反殖民主义的思潮席卷全世界。英国拥有最多殖民地,成为反殖民地主义的首要目标。马共要为马来亚独立而继续斗争。


一九四八年,马共不接受英国人的招降,重回森林打游击战,打击英国人,以建立独立的马来亚为目标。英国人于是颁布紧急法令,即《1948年紧急条例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1948),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标不只仅仅是马共,而是全体华人。平日不关心政治的华人,从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由于一般华人没有自己的土地,迫于生活,只能在山边树林旁耕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从不过问政治的事。虽不过问政治,却遭受政治逼害。因为英国人认为华人农民帮助马共,便横加迫害。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英国人组织一个垦耕者委员会,专为迫害华人而设,拟定了一份《垦耕者报告书》(Squatter Committee Report 1948)。


一九四九年五月,殖民政府接受了这份报告书,借口在山林边缘地方耕种的华人帮助马共,把他们移殖到新的地方,以便监视控制。这新的地方实际就是集中营,惨无人道。


在接受这份报告书之前,英军对待华人已经十分残暴。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九日,马华公会成立前一个月,陈修信(1916-1988)在当时的《马来西报》发表《暴徒之胜牌》一文中说:


从本人之观点看出,本邦社会之上下阶层人士开始咒怨英国人之行为与日本人不相上下,有者甚至说其比日本人更毒辣……


上述观点或太笼统而过分,但大肆焚烧村庄之举动(如嘉照胶园集体枪杀华裔胶工事件),及任何人有被嫌疑即扣禁之可能性、集体处罚之封建制度、运带军火处死刑、军队人员搜查时趁机掠劫,以及可使华人驱逐出境的威胁(除生长于槟城及马六甲的英籍民之外),均使一般人相信英国人的手段比日本人毒辣。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雪兰莪州新古毛的峇东加里,有二十四名华人村民被英军冷血枪杀。从这件事可见,当年英军对华人的暴行比日军更加毒辣,不下于希特勒德军对犹太人的暴行。


英军不但摧残华人的农作物,更推倒房屋,放火焚烧,把整个村子夷为平地,与日军的三光手段不相上下。当时华人,受苦受难,惨绝人寰。


中国老百姓数千年来受帝王统治,面对种种压迫,养成不关心政治,只当顺民,以求平安的心理。迢迢千里到南洋来谋生,在山边耕种,以求温饱,不理会政治,万万想不到却遭受政治逼害,无处伸冤。


时局情势十分严峻,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就在这个困难时刻,马来亚商界的贤明之士,发起成立马华公会,领导人即陈祯禄先生。


陈祯禄先生在战时避居印度,在战后返回马来亚。他原本打算通过马来亚华人商联会,争取马来亚华人的利益。


一九四七年,他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马来亚华人商联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会议者有:陈祯禄、李孝式、李光前、黄树芬、伍瑞琴、刘伯群等人,都是马来亚华人商界的重要人物。当时还邀请英国驻马星最高行政专员麦唐纳出席。他在会议开始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然后离开。


第一次代表会议后,陈祯禄领导一个代表团,前往会见麦唐纳。麦唐纳认为,商联会只是代表马来亚部分华商,不能代表整体华人社会。陈祯禄于是向商联会提议,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


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七日,在紧急法令实施八个月后,马来亚华人公会正式成立。首任会长即陈祯禄先生。陈修信此时担任宣传小组委员会主席。


马华公会的成立,显示出华人的政治觉醒,改变原先对政治冷漠的心理,敢于起来参与当地政治,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


一九五零年三月,英国人对华人实施残酷的统治政策,就是臭名昭著的毕里斯计划(Briggs Plan)。英国人借口华人农民支持马共,横加逼害,把他们统统驱赶入集中营,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集中营的四周都用铁丝网围住,前后有两个铁栅门。军警在铁栅门严格搜查,村民进出都得带准证。从傍晚六点到明晨七点是戒严时间,村民必须留在村内。晚上八点以后,如走出门口,可能被枪杀。这是当时的戒严令。


在二战期间,英军战败,被日军俘虏,关入集中营。战争过后,他们用同样的手段来迫害无辜的华人,关入集中营。英军的残暴不下于日军与纳粹德军。在全马各地,这样的集中营为数达几百个,就是至今还存在的“新村”的来源。


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四年,马来亚总共建立了六百个新村,移殖了五十万华人。马华公会竭尽所能,帮助华人移居。


陈祯禄先生在二十年后回忆说(见《马华公会建党史话》,马华公会20週年纪念特刊):


19492月马华公会成立,其近因主要就是因為马来亚的忠诚华人在紧急状态下受到苦难。紧急状态不但危及许多华人的性命,威胁华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还使人怀疑我们对本邦的传统忠诚感。我们之中已有许多人以马来亚為其永久家乡。


一九五零年二月,马华开始发行彩票,用发行彩票所筹到的款项,资助在水深火热的新村中生活的华人。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连瀛洲与黄奕欢二位先生抵达怡保,为南大建校宣传时,马华要员梁宇皋在会议中建议发行彩票,以筹募南大基金,就是因为马华曾经发行彩票筹款的缘故。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后,中国政局剧变。这让英国殖民地政府更加不信任,而且仇视华人。于是,拟定种种教育政策,针对华人。其目的是同化华人。四面八方的迫害,使华人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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