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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交流 - 闲说禁书60年

30/10/2014 19:57

 

 

闲说禁书60年(二之一)

 

来源:新加坡《怡和世纪》201410月——20151月号(总第24期)

 

 

 

缘起——同性恋读本惹出禁书风波

 

20147月,平静的新加坡读书界骤起波澜。事缘于有家长投诉,指国家图书馆开放借阅的三本英文儿童读物涉及同性恋问题,有悖于当下社会的价值认同。当局立马查禁,并表示将销毁这些禁书。不料这个决定,引起各方反弹,让国家图书馆管理层陷入舆论争议之中。这是独立近半世纪来岛国罕见的社会现象—禁书,这久违的语汇,一时间潮水般冲击着人们的情绪。

 

一星火花,燃成了烈焰。国家图书馆的解释,不被对问题持不同看法者所接受,有四百多名家长带着孩子在国家图书馆建筑旁的空地聚合,集体与孩子一块阅读图书,包括那几本刚被下架的读本,以示抗议。之后,当局明示不毁禁书,决定把它移往成人部书架。又数日,再广告天下,这些书将安放在区域图书馆,显示当局努力调整步伐,以应对改变中的新加坡社会。

 

人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查禁书籍是管制思想、打击不合道德规范文化产品的惯用手段。秦始皇“焚书坑儒“,可说是禁书行动的前行者;现代自由民主的美国,也有书报审查制度。但禁书不会是永远的标签,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禁书,今天的名著,或许正是昨日的禁品。屈指一算,《天方夜谭》、《十日谈》、《包法利夫人》、《尤利西斯》、《西线无战事》、《动物庄园》、《齐伐哥医生》、《古拉格群岛》、《我的奋斗》、《雾都孤儿》、《红与黑》等等你我耳熟能详的传世大作,都曾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列位禁书榜,让无数人欲窥无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局分化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双方角力,为各自宣扬的意识形态奋战。反映于文化上的,便是限制敌对阵营的书籍到自己的土地上流通。阅读禁书,成了一种精神冒险,种种阅读禁书的故事不断在人间大地复制,“雪夜闭门读禁书”,绽放成俗世的另类风景。

 

禁书,也在新加坡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留下它的身影。二战后的新加坡,胜利的暖风夹带着反抗殖民统治的种子,在各个角落入土萌芽。反殖,成了当下社会的思潮主流;本土不同形态的政治酵母,催化了后来的一连串政治搏斗,从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到独立的历程中,掌政者都曾亮出查红禁黄的利剑,以达成各自的目的。

 

1948年禁止课本灌输中国意识

 

早年的华文课本来自中国,灌输认同中国的意识。

 

二战结束两三年后,英国殖民地管治当局面对新马人民前所未有的政治诉求,反殖民统治的声浪与马来亚共产党的日益活跃,让英国人铁了心,于1948年颁布“紧急法令”对付马共与左翼政团,严格限制社团、出版与结社活动,以控制思想传播。新法令规定,所有刊物必须申请出版准证才能印行。这个条款,有效削弱了刊物的出版活力。次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殖民地政府随即大量限制中国的书刊读物进口到新加坡来,审查尺度比过去更为严格。

 

此前的二、三十年,新马华校的课本全来自中国,某些课文所灌输的意识与殖民地宗主国的利益相悖,于是它明令规定,凡是中国进口的教科书,若课文具有任何中国政治意识或排外思想,一律查禁。它强制出版商删除所有涉及效忠中国的篇章,否则有关教科书便不得在学校中使用。这种针对教科书的举措,是1819年以来英国人在新马少有的大动作。

 

那几十年的华文课本,确实“理所当然”地灌输着认同中国的意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课本,便有“国旗飘飘,党旗飘飘,今天开学了,我上学校去”、“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也爱南洋”的课文。殖民地当局祭出查禁警告,不仅加速新马教科书的本土化,也催化了华社认同马来亚的进程。

 

1958年的禁书令

 

1956年接替大卫•马绍尔出任新加坡第二任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 of Singapore)的林有福,于1958年闪速颁布罕见的禁书令,左手封红,右手禁黄,两面开弓,让业者措手不及,文化圈惊讶不已,引发了阵阵反弹,这是新加坡史上最叫人震撼的禁书行动。当时的华文《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以及殖民地时代观点始终偏袒英国的《海峡时报》,不但跟进报道了相关信息,也发表了一些评论文字,使这则新闻在媒体上持续发酵了个把月。

 

林有福首席部长看到了裸女画

 

林有福政府援引“不良刊物法令”查禁出版社读物,吊销小报的出版准证,让人与他当年出席华校教师节庆典所发生的小插曲产生了若干联想。

 

今年6月的某一天,我翻阅着19581010日的《星洲日报》,发现了一则描述林有福于109日以主宾身份参加华校教团在快乐世界庆祝教师节的新闻。他当天到场时,入口处高挂着“新加坡华校教师团体庆祝教师节大会”的巨幅横条,与某脱衣舞团在快乐世界登台的大型裸女广告画紧靠一块。裸画与布条“相互辉映”,十分抢眼,面对斯情斯景,林有福十分不满,认为警方应该干涉或取缔这种危害下一代的低俗文化。

 

林氏在庆典致辞时脱稿表达:“当我步入会场时,我看到会场外的一幅画,使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大家都是教师,大家和我都有儿女,这种图画中的文化,不能算做中华文化,这不配作为文化的文化,对我们的儿女是有害的。我反对,相信大家也会反对。”

 

53家中国与香港出版社遭禁

 

林有福惊见裸女画约两周后(1022日),政府宣布了取缔色情与红色书刊的决定。翌日,《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都以本坡头条新闻的版位报道了这则消息,《南洋商报》甚至在封面版以“本日提要”凸显它的重要性。

 

林有福政府这回援引不良刊物法令,以一刀切的方式即时禁止43家共产中国以及10家香港出版社的任何书刊输入新加坡,不准它在新加坡发行销售。这些遭禁的出版社涵盖文学、哲学、科学、卫生、教育、技术、体育、艺术、财经等范畴,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中国科学院、建筑工程出版社、古籍出版社、电力工业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工人出版社、教育图片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新华书店、三联书店、人民美术出版社等。香港方面,遭禁的有艺光、文学、求实、学生、学文、中流等出版单位。

 

新加坡书业公会告诉媒体,由于许多中国出版社的图书是通过新华书店外销,而新华书店被列入黑名单,致使凡是它经手的书籍一概过不了关,这意味着无法进口图书到新加坡的出版社实际上远超过53家。这次查禁令的规模前所未有,令本地华文书店即刻面对存货无法售卖以及往后的书籍供应问题。

 

当天,政府也同时撤销了本地《萌芽》杂志的出版准字,以及《生活报》的豁免注册权。另外,《新华报》、《建设报》、《风凉报》、《马来亚峰报》、《七彩报》与《夜灯报》这6份小报的出版准字也被撤消。

 

官方文告交代了查禁这些读物的两大理由。一是因为它们的出版物“具有颠覆的共产主义宣传,危害到民主政府的政策与实践,也可能危及人们效忠马来亚的进程,如果继续进口这种出版物,对维持马来亚的安全和良好的秩序毫无帮助”;二是政府认为猥亵或色情的读物,会降低社会的道德水准。

 

禁令引起“拥有或收藏禁书是否违法”的疑惑

 

《南洋商报》的报道提到,“究竟当地书店拥有这些出版社的书籍是否犯法,或者当地书店能否针对禁书提出上诉,政府当天的文告并未提及。”由于禁令即时生效,事发突然,当地读书人对早已拥有这些出版社的书籍是否安全而感到焦虑。两周后(113日),《南洋商报》记者郑秀民发表了一篇题为《收藏禁书是不是犯法》的特写,针对禁书令只说明“禁止输入流通及销售”,未提及“收藏和拥有禁书是否犯法”的疑问,从法律条文中找到了答案。

 

郑秀民告诉读者,他向政府律政部及负责管制书刊的部门查询,并参阅了“不良出版物法令”,确定“收藏与拥有禁书”也是违法的行为,可被罚款不超过一千元,或被监禁不超过一年,或两者兼施。法律规定,再犯者可被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同时,有关的禁书将被官方没收。不良刊物统制官(The Controller of Undesirable Publications)告诉郑秀民,拥有或收藏受禁令影响的书刊是违法的,他提醒拥书者应该主动把书本送交华民政务司属下的不良刊物出版统制官处。

 

禁令引发书商及华社反弹

 

新加坡书业公会鉴于新出台的禁令严重打击了同仁的营生,所有存货一夜之间都成了违禁品,一旦把这些出版社的书刊全部下架,书店几乎空荡荡一无所有,于是火速于禁令生效隔天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向当局交涉,希望政府撤消全面禁止某出版社书刊的做法,恢复过去的“逐本检查制度”。

 

《南洋商报》报道,这次禁令受影响最大的书店首推上海书局、世界书局、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其他如学生书店、青年书局与南洋书局的损失也颇惨重。书业公会估计,如果当局不准它们出售存货,该会近70名会员的总损失当不下一百万元,相等于90%的营业额。

 

书业公会为此次禁令召开多次记者会表达看法,它认为政府无预警实施禁令,不但会影响当地经济、使失业危机恶化,也影响本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因为南洋大学、师资训练学院师生所依赖的参考书来源就此断绝。

 

政府这回以封杀出版社所有书刊的做法,让不涉及政治问题的书籍一并遭殃,对书商与读者确实有欠公平。为了多了解当年的禁书情况,我请教资深业者杨善才,他让我见识了一批半个世纪前的香港出版物,这些书籍的出版者都名列政府的禁单之中,因此不能销售。我随手翻看这批书本,《怎样培养性格》、《做人的道理》、《谈交朋友》、《自修的方法》、《文学修养初步》、《家庭与幸福》、《教育随笔》……这些关于学习修养的读物,与政治扯不上关系,却被强制与读者绝缘。

 

1024日,书业公会会长陈育崧(南洋书局)与理事汤子荣(世界书局)、陈岳书(上海书局)三人联袂到位于合洛路的衙门会见了不良刊物统制官。翌日,媒体报道了当局针对禁令引发争议课题的回应。政府文告传达了两点重要信息,其一:凡是在禁令前引进53家被禁出版社的书刊,业者可以依法向不良刊物统制官申请存货豁免受禁,不过申请者必须向统制官报备有关的书名、作者、发行人、版数、发刊日期以及存货数量等资料,当局将从速处理。其二:文告强调,“凡属中国古典作品、医药、科学及其他学术教科书,而非改编以遂共产党宣传目的的刊物,照理将可获得豁免。”尽管如此,由于受牵连的书籍数以万计,业者认为当局肯定无法有效消化存货的豁免申请,最理想的方式还是撤消禁令。

 

书业公会拜会官府后,也致函中华总商会求助,希望该会出面与政府交涉。《星洲日报》发表了这封函件,可一窥当时书店的窘态:“……所禁范围有53家之多,未免广泛过分,有良莠不分轻重失衡之处,且将中国书刊几一网打尽,均作禁例,亦觉考虑欠周。存货受禁,资金拦阻,前途茫茫,一宵之变,竟使吾辈立成鱼游釜中之窘迫,能不浩叹!”

 

几天后,中华总商会在董事会上强力抨击政府的做法,认为这种大范围的禁书令突然生效,将影响华族文化的发展,因此会议授权正副会长就此事向政府陈情。书报印务工联也发表告会员书,支持书业公会提出撤消禁令的要求,并表示将与公会共同向政府据理力争。此外,南洋大学学生会主席梁关飞也针对禁书令表态。《星洲日报》报道,南大学生会认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绝不等于接受目前中国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方式”,政府的“地毯式禁令,足以影响高等教育的水准”。

 

针对《南洋商报》提到有政府发言人指出“输入新加坡的有关刊物多数可能受津贴出版,而向外输出作为宣传用途,进口商除了佣金,不会受禁令的多大影响”。书业公会主席陈育崧在记者会上断然否认这项指责。陈育崧表态:“星马书商一向奉公守法,以合理的价格自香港输入,再经当地检查过关,然后以合理的价钱售出,取得合理利润。这次受禁令影响的存货,一分一文皆是商家的血本,政府发言人说是受津贴而无多大影响乃不符事实之谈。”

 

政府颁布禁书令隔天(1023日),英文《海峡时报》发表题为《Suppression》(压制言论自由)的社论,对政府仓促颁布禁令不以为然,认为应该事先给予业者足够的提醒或警告,以免影响作业。《南洋商报》于1024日也发表了以《对不良刊物法令执行感言》为题的小社论,批评政府禁止古典作品进口的行为等同扼制中华文化。它质疑当局:“为什么孔夫子逍遥法外两千五百多年,到现在才在新加坡被发现为颠覆份子。”

 

中英报非议禁令,惹来林有福政府严词反驳。

 

1025日,林有福针对两报的社论发表书面说明,严词反击,认为两报发表社论等同是“新的‘报章联合阵线’攻击民选政府”。它说,他本人为“保卫新加坡邦的公众道德、忠诚和治安采取行动时,却被攻击。”他反问,究竟是“谁将孔夫子戴上红帽子?谁将老子戴上了红帽子?”首席部长同时自答,“那是中国共党将其戴上,孔夫子在中国,目前亦如中国农民一样,必须与共党合作,否则将被禁止或被洗脑。”

 

两天后,《南洋商报》发表林有福第二度针对该报社论的声明,重申政府下达禁书令是“为了防护马来亚国民的安全与独立成长,我们决定某些共产党出版社的书籍须予禁止……乃因那些出版社系共产党控制下,他们只准出版那些内容或形式适于在其国内外宣传之用的书籍。”尽管遭遇多方反弹,林氏的立场始终如一,不因各方的陈情而撤销禁令。

 

1958年的禁书令不仅引发书业界、文化界、媒体、中华总商会的批评,政党也表达了意见。《星洲日报》刊载了工人党“抗议禁书措施/呼吁收回成命”的消息。工人党以强烈措辞,批评政府突然宣布禁书令的做法。它认为此举“是新加坡政府两年来的公开敌视中华文化的措施,不问青红皂白地禁止……等于轰炸一个城市以杀害一个谋杀凶手。”

 

1022日的禁书令生效9天后,林有福政府通过宪报号外宣布,有20种刊物的出版准字即日起作废,因为这些刊物不是已经确定停刊,就是未见出版消息,这包括《人民杂志》(《南洋商报》写为《民报》)、《论坛报》、《风报》、《红绿报》、《箭报》、《新生活报》、《江岛报》、《新加坡工人报》、《星马日报》、《虹报》、《工报》、《新华报(星期刊)》、《星期邮报》、《亚洲之声》、《新乐报》、《南洋时报》(殷勤女士主编)、《民意画报》、《玫瑰》、《新力报》以及《立报》。或许是官方文告以英文发布的缘故,《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的这份刊名翻译有些许出入。

 

政府的禁书令也成了立法议院的讨论焦点。115日的常月会议上,林子勤、李光耀与林春茂三位议员分别就禁书问题向政府提问,林有福首席部长坚称,政府颁布禁书令不等于政府的政策已经改变,它只是收紧申请书籍入口的尺度罢了。

 

 

 

闲说禁书60年(二之二)

 

来源:新加坡《怡和世纪》201410月——20151月号(总第24期)

 

 

 

1959年自治邦禁黄令

 

1959年新加坡举行首次自治邦选举,林有福所领导的劳工阵线败选,人民行动党首次上台执政。68日,自治邦政府正式视事这天,便捎来取缔黄色文化的消息。它即时吊销《自由周末周刊》、《自由西报周末年刊》、《南洋周刊》、《箭报》、《工商报》、《新生活报》、《铁报》和《繁华报》这8份中英文黄色小报、周刊及年刊的出版准字。

 

这个针对色情读物的禁令,是50年代新加坡社会反黄运动的延伸,也是长达数年的反黄运动后期,官方主导的一次整顿社会风纪、扑灭黄色娱乐、争取民心的政治战。

 

独立后的禁书状况♦ 1966年的暴力漫画查禁令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首次颁布的文化禁令,是19661110日政府援引“不良刊物法令“第三条第一节条文,禁止43家香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图与漫画故事书入境新加坡。遭禁的出版社包括:永兴出版社、周记出版社、漫画故事丛书出版社、漫画出版社、启智书局、宏安出版社、香岛出版社、占士邦出版社、蓝子出版社、百乐园出版社等。

 

政府文告透露,这些连环图和漫画书集体被禁,主要是它的内容大量涉及谋杀、流氓、暴力、抢劫、神怪、打斗、性爱、黑社会的描绘。同时,这些读物即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通过非法途径进入新加坡。政府发现这些漫画已经泛滥了好几个月,在街头巷尾的书摊上公然售卖,致使无数小学生流连其中,沉迷而不能自拔。他们宁愿挨饿,把零用钱花在这些影响身心健康的读物上。政府认为,以逐一列举书名来查禁的方式不切实际,因此决定全面禁止出版社以收服这股歪风。

 

南洋与星洲两家华文大报事后都跟进报道,受访的家长与文教界人士都表态支持,认为政府查禁这类不良书刊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些新派连环图书出现了歌颂抢劫、枪战,还有性描写与裸体的画面,把这些意识装进儿童不设防的脑袋,无疑是对弱小心灵的残害,必须及时遏止。

 

独立后的政治禁书状态

 

林有福政府于1958年颁布的禁书令,其实一直持续延伸到自治邦、合并以及独立这几个阶段。新加坡建国的最初几个年头,政府仍面对左翼势力的挑战。1966年社会主义阵线确定了放弃议会、走向街头的方针后,13名社阵国会议员集体辞职,使它与政府的对立更为尖锐。与此同时,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若干程度也影响了新加坡左翼阵营而引起官方高度关注,表现于行动的,便是对中国、香港书刊的严格监控。

 

1960年代前期,新加坡书业公会仍持续为1958年遭禁书令影响的存货与当局交涉。他们每月开会讨论,向当局呈交它认为可被放行的书本清单,让有关部门考虑。经过一段时日,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政府分阶段解禁了若干书籍,它通过宪报公布,哪些库存的书籍申请豁免得准。由于宪报定期每周五发布,因此,许多南大生、写作人、知识分子等爱书人都会于周五中午前后到上海、世界、中华、商务等书店等候,期盼当天宪报开放他们想购阅的禁书,以便第一时间拥有它。

 

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发布官方的禁书名单,书商要进口海外图书,必须自行向当局上呈书单,有关部门再根据“出版法令”的条文审核,凡是不符合要求的书籍,便不准上市流通。

 

1958年一刀切禁令下,书店里的存书一夜之间几乎全成为违禁品。

 

禁书怎样入境新加坡·由海员把禁书带进新加坡

 

海员,向来就是货物传播的媒介。一些量少、市场不易取得的物品,往往能通过浪迹天涯的水手以跑单帮的方式递送,来满足人们内心的渴求。禁书,也不例外。《李光耀回忆录》有如是描述新加坡独立后海员引进文化禁品的片段:“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巅峰时期,我们没收了大量印有‘毛泽东语录’的中国邮票,这些邮票由一些华文书店进口。我们也没收了数以千计由中国水手带进来准备分发的毛泽东小红书。就连中国银行在新加坡的分行也跟着疯狂起来,它在服务台向客户分发文化大革命的小册子。”

 

胡文虎家族创办于1966年的英文《东方日报》(Eastern Sun),在1967年的一次报道中透露,新加坡当时每月所卖出的《毛泽东语录》可高达8千本,这些小册子都是由中国海员带进来的,每本售价五六元左右。

 

从毛里求斯邮购禁书

 

人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面对书本流通的限制,人们总是挖空心思,尝试各种方法摘食禁果。文化耋老王如明忆述50年代就读南洋大学时,由于参加校内社团的关系,有朋友介绍他们以少量邮购的方式,从千里外的偏僻小岛购买本地买不到的书籍。这是鲜为人知、几被湮没的往事——很少人留意到,孤立西印度洋上的岛国毛里求斯(Mauritius),住着好几万客家人,在首都路易港形成了一个不容小觑的华族社群。

 

资料显示,上世纪六十年代,毛里求斯有10所华校和5家华文报,中国出版的书刊都能在岛上买到。于是有读者灵机一转,从这个印度洋上的东非岛国邮寄包裹到新加坡,不惹眼,通关的机会高些。果然,这种邮购方式满足了人们拥书的欲望。据知,当年有一些读者经熟人指点,把想买的书名告知香港三联书店,通过邮购把禁书寄来新加坡。

 

邮寄调包留禁书

 

近年来,市面上流传着当年有业者以“偷龙转凤”的方式把禁书留下的说法。错过那个年代,我心生好奇,希望能掌握更多信息,具体了解个中操作。在书业界活跃超过半个世纪的杨善才告诉我,6070年代,如果书籍进口量大,通过海运抵达新加坡时,货箱都直接送往政府货仓存放。报关时进口商得准备好详尽清单,并根据书单到货仓取出各式书种的样书一本,整理妥当送往文化部备查,没问题的书籍可直接到货仓取书销售,有问题的书刊则继续被扣押,通常一季半载后当局再指示书商前往货仓办理退货手续,在官员见证下把书本装箱运回原地。这种程序操作,没有操作调包的空间。

 

另一种书籍进口管道,是通过中国或香港邮局把邮包寄来新加坡,它是适合小量采购,一般包裹不超过20公斤。以这种管道进口书刊,业者必须亲自前往邮局领取包裹,再整理出样书上呈官府审查,通过则上架出售。要是过不了关,也得把书本寄回原地,当局会附上空白的回寄表格,业者必须据实填写书名、数量等资料,邮寄后再把单据送交当局。与装箱海运不同的是,邮包抵达时是由业者前往邮局领取,因此书籍自始至终都在业者手上,少了官员监视,便留下操作调包的空间。一些业者回寄禁书时,便以同等数量但书名不同的其他书籍(例如滞销书、破损书)替代,在形式上完成了把禁书退回原地的手续,禁书却悄悄地流入了市场。

 

就地翻印禁书

 

1958年的禁书令直接影响了香港出版社的业务,因为新马华文书籍的需求是香港出版社最重要的市场,当书籍无法通过正途入境新马,等于掐住了它的咽喉,于是变通之道应运而生。把大陆版权转手予香港出版社,或另注册新出版社印行那些被禁的书刊,不仅就此摆脱黑名单的束缚,也可针对新马政府的禁忌,删修若干文字,回避“革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之类的敏感字词。

 

除了上述变通方式,在本地翻印禁书也是当时的解困之道。当年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南洋大学与华校高中生的重要参考书,因受禁令影响,供应突然中断,于是怡保的古文书店重印此书,缓解了棘手的供书问题。业者透露,当年翻印受市场欢迎的禁书,可牟取可观利润。据知,60年代文革期间红遍大江南北的《刘胡兰》就曾在本地翻印出售,销路标青。

 

翻版时篡改书名,低调回避,是当时特殊环境下的另一种处理方式。被列为黄色读物的西方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本地翻印时,把书名中的“查泰莱夫人”改为“查夫人”,也蒙混过关。此外,隐去作者姓名,只注明“本社编”,或索性在封面标上“佚名”二字,也是常见手段。

 

禁书的流通方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的新气象不免感染了东南亚庞大的华族社群。五六十年代本地禁书的消费者,主要是华校背景的知识群,包括南洋大学学生、中学生、工运人士以及向往投奔祖国怀抱的中青代。

 

过来人透露,五六十年代新马左翼势力庞大,与华文相关的文化活动或产业因而受到当局严密监视,一些活跃的大型书店,便有了潜伏卧底的职员,身负着不可宣告的政治任务。虽然如此,大家仍心照不宣,井水不犯河水,没把关系点破。

 

由于生态特殊,当时的大小书店,一般只是把禁书卖给熟客,也有一些小书店以半公开的姿态售卖禁书。创立于1954年,位于小坡的南大书局是当年以售卖禁书为人所知的书店。书局创办人张浪辉如今已达耄耋之龄,他近年接受报刊采访时忆述,南大书局吸引当时华文读者的主因之一,是它售卖禁书填补了人们空虚的心灵,满足了读者的迫切需求。

 

生命充满神奇色彩的本地知名企业家章金福,24岁(1958年)时从柔佛居銮到新加坡谋出路,第一份营生便是在白沙浮(今日的Bukit Junction一带)摆书摊卖禁书。今年7月,我和80余岁的章老闲聊,听他复习半世纪前的生活图景。他说当年单枪匹马闯狮城,没有朋友,为了谋生,有人出个摆书摊的主意,他便听从了。所谓书摊,就是在建筑的外墙安置粗糙的书架,谈不上门面,也没有租金这码事。每天傍晚开档,晚上十点收摊,虽担惊受怕,但好歹让他赚了些许生活费。

 

卖禁书,当然不能明摆正卖,只有顾客问起时才悄悄取出来。他卖的禁书,都是些左翼书籍,没有黄色作品。他印象中,苏联作品最受青睐,尤其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前来光顾禁书的,大半是年轻人。章金福的书摊生涯前后只维持短短半年的时间。他忆述,政治部人员盯梢了一段时间后才对他采取行动,一来到便把书刊全数搬上货车,人也被拘留了。政治部官员详细盘查,要他交待所交往的人物,以了解彼此之间的关系。羁押半年后他获释,由于重振乏力,他的书摊生涯便画上了句点。

 

长期逛书店的爱书人记忆里,六十年代维多利亚街俗称“黑街”(白沙浮)的路段,周边共有三间书店售卖禁书。每当华灯初上,这些书店便向外延伸到马路边上,形成书摊。路人甲透露,这些书店售卖禁书,主要因着盈利,不一定为了政治信仰,所以红黄读物都能同时找到。

 

路人甲是当年逢周末必到大坡小坡逛书店的老书痴。他记忆中,当时市区、大成巷、加东以及芽笼的许多小书店都私下售卖禁书,买客大多数是南大生与知青,而最多人抢读的禁书是后来获得毛泽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还有《毛泽东语录》,以及影响他那一代人至深的《社会发展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禁书,也通过在籍学生在学校里私下散卖。当时华中、中正、南中、中华、南侨等传统华校都有在籍生兜售禁书,由于他们以相熟的同学为对象,对个别学生的思想倾向与阅读嗜好比较了解,因此兜售起来相对安全,成效也大。

 

教师、校友会、工团、乡村组织、文娱团体也是当年引领年轻人接触文化禁品的重要媒介。50年代王如明念华中时,马宁老师把自己被禁的小说《将军向后转》带到班上让同学阅读。后来,马宁因政治问题被殖民地当局驱逐出境,遣返中国。《将军向后转》原刊载于1946年印度尼西亚的《生活报》,写的是热爱祖国的香港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培训成国民党上校,后来却思想转向的故事。

 

路人乙念初中一时,因参与光洋校友会的活动而接触了禁书。一天,某位校友会负责人借他小说《红毛楼的故事》,这部本地作家韩萌出版于1952年的作品,催化了他对新社会新生事物的憧憬。《红毛楼的故事》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南洋热血青年回返中国贡献祖国的大时代故事,这正是当年华校生追求理想的典型。

 

《红毛楼的故事》,是路人乙进入阅读禁地前的开胃菜。以后,他从校友会干部手中得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非看不可”的抢手禁书。跟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进入了他的阅读世界。《大众哲学》出版于1936年,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作品,被视为当时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是干部的必读之作。据说,它还被誉为“救命之书”、是毛泽东外巡时指名携带的旅途阅读书籍。

 

1961年,念中四的路人乙参加了轰动一时的中四罢考。这一年,他接触了南来作家高云览描写厦门共产党人大劫狱的小说《小城春秋》、杨沫追忆中国三十年代学运的《青春之歌》,还有另一本进步青年争相传阅的罗广斌小说《红岩》。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书城对面的冷气咖啡座聊禁书。路人乙反刍着60年代在中正求学的一则生活片断:当时同学们听说中正图书馆藏有20年代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的小说《士敏土》,但却无法成功借阅。路人乙尝试了两次,递上书名,管理员都回说没这本书。有一天,他又到图书馆去碰运气,那天恰好班主任值班,他便大胆向老师提出要求。老师沉默片刻,走向书库,把书本带出来交给了他,叮嘱他千万不能借给别人。

 

六七十年代路人乙读过的禁书还包括《车间主任》、《刘胡兰》、浩然的《艳阳天》与《金光大道》、曲波的《林海雪原》、金敬迈只花28天便完成的30万字小说《欧阳海之歌》等作品。七十年代,他偶然认识了市区某书店的老板,经常给他提供书单选购,确定后由老板把禁书送到他办公室附近,一手交书,一手付钱。当时这些中国大陆书刊的人民币订价便宜,可是却需以乘十倍的新币买下。那几年,他每个月平均得花超过50元购买禁书,以他当时的收入,这笔开销不小。

 

七十年代,路人乙手头上的禁书已相当可观,包括杂志《人民画报》、《红旗》、《学习与批判》以及文革小说、社会科学作品、毛选与马列思想著作。他说当年的知识青年读禁书,多半都会动手做笔记,这些高质量的作品让人觉得作者都是大学问家,他们旁征博引,逻辑性强,极富说服力。

 

由于拥禁书被捕被罚的消息时有所闻,禁书拥趸不免有所担心,路人乙也不例外,但想通后便豁出去。话虽如是,由于收藏的毕竟是禁品,一代读书人,因爱禁书,为保禁书而有了各自不同的藏书方式。七十年代路人乙婚后买了一个三房式组屋单位,在安顿禁书这问题上花了一番心思。他特地订制睡床,床褥下设计了大抽屉,用来藏放禁书。厨房,也是他放置禁书的“禁地”。他厨房里的墙柜,下半部随手可及之处放置碗碟餐具,上半部高处可上锁,就是禁书安家之所了。

 

古人读禁书,选择雪夜无人之时。夜深人静,霜冷雪寒,白茫茫覆盖大地,心理上但觉踏实。置身赤道,湿热的夜晚偷读禁书,也一样不便张扬。路人甲忆述,当年在家看禁书,得先弄个假书皮,以免被长辈发现,但他偏偏曾在半夜读禁书,入神之际被父亲突袭逮着,结果书本被当场销毁。

 

过不了关的禁书

 

当年的书店业者忆述,独立后一些古典名著或是非左翼作品,与政治沾不上边却无法进口,往往是因为这些书籍的前言、序文使用“共产党语言”而被卡。出现这种状况,有时仍可补救,如果业者把每册书中有问题的部分逐一撕下,送交当局,还是有机会通关售卖。

 

这部400多年前的《西游记》无法上架售卖,只因为它的“前言”有问题。

 

有一天我拜访书籍收藏家杨善才,他拿出一束34页的发黄书页,那是从当年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二次版《西游记》撕下的前言。这部四百多年前(明朝中叶)的经典小说无法上架售卖,只因它的“前言”有问题。我浏览着这些撕下的前言,首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注定了它被刷的命运。前言中还有“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把它称为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之一”,这类意识形态鲜明的语言,正是它无法见光的主要障碍。

 

那天聊得兴起,善才突然起身,从办公室取出一扎信件,那是8090年代初他申请进口中国图书时官府寄来的函件。这一两百张英文信件,行文规格一个样,是主管单位引用出版法令第十条文查扣了书店进口的某些书,又告知申请者根据出版法令第十五条,可在14天之内提出上诉的通知书。

 

书店里官方有关查扣书本的公函堆积如山。

 

这批信件,封封都填写上被扣留的中文书名。其中一些是《小学生造句练习》、《小学生天天写楷书字帖》、《小学语文教学难点突破》、《写作构思技巧》、《议论文写作实用手册》、《初中升学语文模拟题及解答》、《父母的修养》、《学生多用成语词典》、《读书方法探寻》……这类书都有问题?我有点纳闷。他透露,当年接到这类函件,他不曾申请上诉,也没去查问理由,估计是书中所引用的例子例句,或内容或用语带上政治色彩的缘故。

 

进口的书籍被禁查,大多数由业者花钱装箱海退回香港,但有一些业者觉得回寄费用不菲而选择放弃这些书籍。另一方面,有些书籍因不被告知的理由被当局直接没收,于是累积到一定数量时,当局便把它烧毁。杨善才说,六七十年代当局每年都烧书数次,也会邀业者出席见证。他依稀记得,焚书地点是在丹戎巴葛火车站的货仓一带。

 

小结

 

有禁书令,就会催生秘密读者,古今皆然。欲望锁不住,人们会尝试逾越封锁线,一窥高墙外被遮掩的风景。新加坡也一样,查禁意识形态最严格的5070年代,禁书不曾绝迹。时局似风云,变幻莫测,苏联会解体、柏林围墙也有倒塌的一天。昨日之黑,会成今日之白。简体与繁体,曾经是政治的道具,使用范围壁垒分明,当江湖平波,观念松动,界线就悄然隐去。1983年,本地诗人潘正镭携带数本刚出版的现代诗集《告诉阳光》到台湾会友,诗集在台北海关被扣下,理由是简体字印刷。今日回望,耸肩一笑而已。

 

经过60年代的大逮捕、社阵放弃国会之后,新加坡左翼气势锐减。接着,七十年代中国先后传来毛泽东接班人林彪叛逃摔死与四人帮一举成擒的消息,给本地左翼人士带来巨大冲击。路人甲回忆,那一连串发生于中国的政治事件,使他们倍觉困惑、幻灭、茫然……它像迎面袭来的大浪,让人们冷水浇头,热情冷却。正值此时,岛国的人们初尝国家建设的甘果,政治的氛围随即点点飘散,当年受捧的热门禁书,也就渐渐淡出读书人的视野。禁书,像沾水的字迹,模糊了。

 

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不知不觉间,好像没听闻什么解冻的声响,人们却感觉到本地书市的闸门一点一点拉开,书种渐渐多了起来。跨入千禧年,不知是哪一天,书业经营者不再遵循旧规,开箱取样、送检待批,反正书上了岸就直奔书店,上架明摆,后果自扛。禁书一词,仿佛已被遗忘,但走过禁书岁月的读者,于今聊起禁书种种,丝丝挥之不去的阴影,仍残留心头。

 

今天,网络已席卷全球,颠覆了人们原有的生活。一方手机,滑指便见信息八方游走,阅读管道千面多元,关不住,管不住,禁书令面临武功遭废的考验,或许再也无法一如既往,锁住多数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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