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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视窗 - 【华教视窗】 ~ 1013

14/11/2019 07:07

 华校“惊魂记”仍有续集


2019/11/13 光明日报/好评

~文:刘汉良


随着联邦法院前天拒绝发出准令予大马土著权威党副主席莫哈末凯鲁阿占,以让他挑战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设立多源流学校是否违宪的司法检讨申请,华教阵营乃至华社或会感到欣慰,但确须继续提高警惕,严守华教在我国的最后一道防线。


对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恶势力来说,莫哈末凯鲁阿占的败诉仅是输了第一回合,而且其兴讼是基於技术性错误而不受理。


或转向高庭申请准令


原因看来无他,马来亚大法官阿兹哈在驳回起诉方的诉讼时指出,高庭也有权聆审这宗诉讼所提出的宪法课题,因此起诉方援引联邦宪法第44)条文,向联邦法院申请准令的做法,出现程序错误。


也就是说,有关诉讼应从高庭开始,而非直接入稟联邦法院。


起诉方的代表律师沙拉鲁丁承认他们犯上技术性错误,因此起诉方会在取得书面判词后再研究上诉,他认為,联邦法院仍未对他们的诉讼作出裁决,他们并未败诉,而会儘快回到正确的法庭申请准令。


或是因為这样,闻判后的莫哈末凯鲁阿占第一时间在其脸书叫嚣地扬言“3天后在高庭见”,他表示,联邦法院拒绝发出准令,乃因此事不属於联邦法院的管辖范围,认為高庭才是适宜和有能力聆审的平台。


在这方面,董教总的代表律师黄觥发也认為起诉方或许不会就此止步,不排除他们会重新入稟高庭兴讼。


儘管阿兹哈大法官裁定联邦宪法第74条文赋权国会制订相关教育的法律,包括根据1996年教育法令第1728条文赋权教育部长设立国民型学校,他也指出,联邦宪法第9附表第13项教育相关事项阐明,教育的詮释范围相当广,其中包括华小和淡小等其他教育制度,但问题在於阿兹哈大法官披露联邦宪法第743)条文列明国会立法权也有既定条件和限制,使到此诉讼存有矛盾之处;他同时没有触及和审理多源流学校本身的合法地位,因此是否违宪仍须由高庭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起诉方预料会挑起联邦宪法第152条所阐明的马来文地位论点,持续展开司法挑战。


莫哈末凯鲁阿占之前毫不讳言,即使申请庭令被驳回,他也不会放弃兴讼,他甚至喊话“我有后备计划,无法走前门,我会走侧门、后门,总之都要上到顶楼”。


也就是说,有关事件可能并非有如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所希望的“告一个段落”。


由於有跡象显示,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恶势力很快会转战高庭,恐使华校“惊魂记”还有续集,甚至可能演变為“连续剧”,华教阵营尤其是董教总的宪法律师团有须作好準备,制订对策,以回击彼辈持续向母语教育的合法地位所展开的法律战。


根据1996年教育法令第17条文,国文為是国民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但根据第28条文设立的学校或由部长豁免任何其他教育机构则排除在外;若教育机构的媒介语并非国文,则必须将国文作為必修课。


28条文则阐明,教育部长可设立国民学校及国民型学校,并且必须维持有关学校。


最重要的是,联邦宪法第152条文阐明,马来文為国家官方语言,但任何人不得禁止或阻止任何人使用、教导或学习其他语言的权利。


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恶势力这回第一次诉诸法律途径悍然地向华印裔族群所享有维护与发展母语教育的权利发动攻击,不禁联想到不久前首相敦马哈迪出席的“马来人尊严大会”曾提议6年内废除多元教育制度,即关闭华小和淡小,以“达成国民团结的目标”,而敦马在接受某电台专访时也直指我国不需要母语学校,因為这些学校无法让人民团结,但政府顾及华社维护母语教育的敏感性,不会关闭母语学校。


极端势力图消灭华教


这是否意味,莫哈末凯鲁阿占入稟挑战华小及淡小的合法地位不啻是一脉相承地延续乃至升级长期在大马这个多元社会抱持单元思维的种族主义与极主义恶势力,把母语教育操弄為政治和种族课题,不尊重宪法,触碰华印裔的底线,进而企图消灭华教的强烈意愿。


种族主义与极端主义恶势力通过司法挑战多元源流教育制度及他族的基本权益,必定破坏国民团结与和谐关係,各华团及所有热爱母语教育的人士,应团结一致,结合跨党派和跨族群的力量,去共同化解母语教育生存与发展所面对的另一回严峻挑战。


 

别再针对母语学校


2019/11/12 星洲日报/星观点


大马土著权威党(PUTRA)副主席莫哈末凯鲁阿占申请挑战华淡小合法地位一案遭联邦法院驳回。马来亚大法官阿兹哈在驳回申请时不但指出,起诉方提出挑战程序有误,应入禀高庭申请挑战宪法诉讼,更清楚说明,国会有权力制定1996年教育法令第17及第28条文,赋予教育部长权力设立华淡小。


华淡小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屹立多年,为国家培育大量英才,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所谓“违宪”之说,实乃子虚乌有。随着联邦法院驳回莫哈末凯鲁阿占的申请,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人挑起华淡小地位的课题,触及种族敏感神经线。


事实上,在我国独立之前,多元源流教育体系就已经存在;而在独立后,华淡小与国小一样,在国家发展路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传授知识、培育人才之功能。


华淡小对国家的贡献,不容置疑,尤其是华小的教学素质,更受到各族的欢迎,根据资料,目前在华小就读的非华裔生高达18%,证明华小教育受到认同、多元源流教育体系获得认可。遗憾的是,某些人士却漠视事实,一再针对母语学校,挑起事端,企图走向单一源流教育体系。他们剑指华淡小,扣上“不利各族团结”的帽子,宣称华淡小的存在违反宪法。


在独立62年后,社会仍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围绕华淡小课题打转,是相当可悲的。多元源流教育体系是我国的一部分,华淡小更是当今社会不可切割的一环,这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们的优势。所有国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放下争议往前走,集中精力发展国家。


一直纠缠于多元源流教育体系,一味盯着华淡小大作文章、兴风作浪,只会耗费社会资源,对国家并无裨益。必须强调的是,虽然我国拥有华淡小,但华印裔肯定会学习国语,尊重国语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不容他人挑拨。


教育不是零和游戏,多元亦是一种优势。在独立62年后,所有国人都应该接受多元源流教育体系的存在,珍惜华淡小的贡献,并在这个基础上,携手共进,推动国家发展,开拓更广宽的天地。


 

“一个语言”的距离


2019/11/13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詹雪梅


单一源流和单一语言,会比多源流和多语言,更有助于团结吗?


理论上看来是这么一回事,但实际上也许未必是这么回事。这主因不在于透过“一个语言”来打造团结友爱的方法与方向是否正确的技术性问题,而在于团结友爱这回事,从根本上来说其实源自于微妙的情感。


人联党60年代建党初期,是个具有多元种族色彩的政党,不少早期的干部都能深入长屋地区和达雅同胞打成一片,建立友好、亲密的关系。那种不分彼此、水乳交融,在我们现今看来是很奇特的。是因为他们特别有外交手腕和语言天分?还是那时候的人都特别友善,容易相处?


我们在思考那个年代的人们究竟具备哪些特质,得以自然而然地成就了异族友爱团结的同时,是不是也可以逆向思考一下?除了追忆前辈们“有什么”,也顺便想一想,当时他们“没有什么”?比如,前辈们能和达雅同胞亲密无间的交流,表面上看来,是因为他们能掌握伊班语,而另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当时两族沟通,都不用马来语?


我们的父辈多数没机会受高深教育,但都能说达雅族语言,而当年的达雅同胞也能说一些华族方言,两族人都尽可能用对方的语言沟通。我能说你的语言,你也能说我的语言,这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肯定比较亲切也更容易建立彼此间的信任感。可是现在整个生活形态改变了,我们多数都用与我们有距离感的第二语言(马来语)和达雅同胞沟通;因为这既不是我们的母语,也不是他们的母语,所以又再加了层距离感。若大家都不能很好掌握这第二语言,距离就更大了。


语言带来的亲密感是很奇妙的,当同一籍贯的人相遇,乡音脱口而出的瞬间,那是家人相遇的喜悦;孤零零地在异乡,突然听到熟悉的方言母语,那一刻是久别亲人的感动。能说同样的语言感觉当然好,但你能说我的语言,我也能说你的语言,那感觉更是特好!若到伊班长屋里,对老先生和老太太唤一声“ABAI”、“INDAI”,老人家会高兴地待我们如亲儿女。


学习同一种语言的出发点是好的,学好国语是理所当然的,也确实有利于沟通和行政,但在全民融合,团结友爱上,一种语言未必就是没有距离的保证。在多元民族的国家,所谓的一个语言,一个文化,一个国家,是哪一种语言,哪一种文化,哪一种国家?还是要搞清楚的。


 

从“华教”建构的族群认同


2019/11/12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冯振豪


大马华社有一站式的教育机制,从幼儿园、华小、华中、独中到大专,在世界上可说绝无仅有,而教育也是华人社会重拾自信,建立认同的依据之一。


19695·13惨剧发生后,华社一度陷入对政治的恐惧和忌讳。到了1973年,由霹雳州董联会发起独中复兴运动,成功唤起一波热潮,促成华人社会重新自我定位的开始,尤其“中文”成为母语,让充满血缘及地缘色彩的方言降为次优选项,中文也变成凝集华社的重要链接之一。


而华校例行举办的校庆义卖、团体义演、新春团拜、醒狮采青、中秋晚会等动员华人参与,加深族群向心力,使华社逐渐从教育上获取成就感和自信心,抵消了后5·13的低落政治态度。


尽管华教于1950年代就开始奋斗,但却常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左翼骑劫教育并非子虚乌有之事。直到1970年代,左翼和马共的底气被抽尽,国阵的大收编导致华基在野力量的消散,华教顿时失去意识形态的支配。


1973年后,华社聚集关注独中教育兴亡,华教从原本的反动政治角色,形成涵盖政商法医社民的共同体,华教领袖的多元化和专门化成挽救华社的救命稻草,国阵的单元主义议程也因此无法攻破华教这道防线。


从独中存亡、华小师资、华中拨款、独大风波等的回应,能看见建构认同和自信的端倪。捍卫母语的大方向,将籍贯、阶级、职业、地域等差异缩小,大家共乘一舟,而各校董家教充满各背景人士参与,以及1987年华团天后宫大集会都是例证。


从教育奋斗到政治运动


积极投入华教运动的结果,也使华社逐步走出后5·13危局,董总前主席林晃升1986年提出两线制构想,大胆谈论时政,甚至于在野政党间穿针引线,打开华社菁英重新参与政治的大门,这也是为何茅草行动后华社的政治热度不降反增。


华教不仅是教育的存在,同时也是认同的象征。教育让华社重获信心,引导华人从教育奋斗过渡到政治运动,这是非常独特的现象。


惟如今华社的社会资本较以往充实,彼此都有余裕在别的事情上争辩,如香港反修例、中美贸易战、台湾统独等,何况许多以往建构的概念逐渐不适时,我们该如何在21世纪重新定位大马华社将是一大挑战。


(作者为台湾东吴大学政治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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