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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视窗 - 【华教视窗】 ~ 1006

29/10/2019 14:20

 维护多源流学校的宪法地位


2019/10/28 星洲日报/星观点


土著权威党(PUTRA)筹委会宣传主席莫哈末凯鲁阿占以个人名义向联邦法院入禀通知书挑战大马政府,指政府允许设立各源流学校的决定,是违宪的做法。他在入禀通知书中称,国会无权修改1996年教育法令第28条文,即准许各源流学校的设立,因此要求法院宣判有关法令的修改,违反了联邦宪法第1521)(a)条文。


他指出,他是根据联邦宪法44)条文,及针对1996年教育法令的宪法阐明,要求此项入禀交由联邦法院法官审理。他说一旦联邦宪法批准其入禀通知书,并宣判各源流学校违宪,他将要求原有的各源流学校易名,改成国小,并使用马来文作为教学媒介语,而不再是母语。


这名土权党领袖突如其来的行动,被华总会长丹斯里吴添泉形容为与之前马来人尊严大会的其中一项提案即取消多源流学校是一致的,有前呼后应之嫌,是让人深感遗憾的做法。吴添泉说,大马现有的多源流教育体系早在国家独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各源流母语教育的自由发展也获得联邦宪法的明文规定与保障。


政治组织时而以捞取廉价政治资本为目的而在教育与种族课题上交炽炒作,是大马政治的常态,土权党的前身为土权,常以土著至上口号与出位行径碰触非土著的敏感线,此次在国内种族议课异常炽热之際,突然将手伸到多源流教育的敏感领域,意图何在。


希盟执政后强调政治与教育须分家,但显然的教育课题仍一直被政治组织利用为武器,政府也没有严苛管制各造违宪的行径,似有放纵之嫌,结果造成种族关系被拉紧,对国民团结无益。


各政党理应明瞭建国以来多源流学校有其一定的贡献,华淡小更非只有华裔和印裔同胞就读,尤其这些年来华小收纳的巫印裔学生数以十万计,至今全国华小仍有数以万计的巫印裔学生快乐就读,培养了三语基础,升上中学后占尽语文优势,历史已经证明多源流学校不只没有影响到国民团结和国语地位,反之它也扮演各族融洽学习的摇篮,土权党领袖负面诠释并提告,来意不善。


日前马来西亚华文理事会透露将邀请华教及印裔组织代表召开联席会议,以针对土权党领袖的入禀通知书事宜,共商向法庭申请介入此案成为答辩人。该会主席拿督王鸿财认为,华社及印裔社会应该基于维护华印裔母语的未来,主动申请介入此案作为答辩人,并欢迎各方人士和团体提供意见和帮助,共同面对及解决华淡小面对的问题。


受到宪法保障的华印小地位如此轻易便受到挑战,也是一种对宪法的漠视,除可破坏国民和谐,也无益国本,政府应正视与遏止。


 

从根源做起鼓励报读


2019/10/28 中国报/中言


马来文属于重要的学术科目,但国内华小不但长期面临缺乏马来文教师的状况,甚至连临教也无法请到,毕竟聘请临教也需要有关的马来文专业知识。


华小师资问题多年来悬而未决,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透露,一些申请进入师范学院的华裔子弟,出现严重的偏科情况,最后导致有资格教国语的华裔教师少之又少。


采行动拟策略


根据张念群的说法,部分申请进入师范学院的华裔子弟都偏向教特定科目如华文或数理科,申请教国语的却很少,这让教育部根本没有足够谙华语的师资调派去华小教国语,最后无奈之下,只能调派不谙华文的老师。


让华裔老师教导国文课,是基于他们会以华语解释让初上学的学生更能理解授课内容,消除语言障碍,让学生能快速地了解生字含义及用法,进而掌握和吸收基本国语。


为了解决偏科问题,教育部应该采取行动,制定策略,鼓励华裔子弟申请教国语,以期改善这种不健康的现象。


提供奖励推动


不仅如此,教育部也必须研究和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申请教国语的华裔子弟会这么少,是没有兴趣、无法掌握或其他考量?以便从根源做起鼓励他们选择教国语,从而达致各科师资平衡,否则,这会对以后师资调派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除了教育部必须确保华小师资数量取得平衡,华教组织或许也可扮演必要角色,从提供奖励方式推动更多华裔子弟教国语,从而协助华小生更好的掌握国语,长远下去,就不担心谙华文的国语教师“后继无人”。

  


华族与中华文化


2019/10/28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孙和声


最近有人谈起华人的祖国对祖籍的课题,这就引起了谁是华人、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疑问。今天新马华人皆自称是华人或华族;只是,这里有一个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华人或华族的历史演变历程。华侨,顾名思义,是指居住在中国境外的中国人,是个国籍与法律的概念。华人则是个具有广义与狭义的概念。


大体上言,凡是具有中华民族血统,且居住在中国境外的中华民族,皆可称为广义的华人;而狭义的华人,应是指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且认同与实践中华文化的特定国家的公民或国民,如新马华人。至于具有中华民族血统,但已因各种因素,而失去中华性的人,则是华裔,是个血统或生物学的概念。


身份认同多元性


伸言之,狭义的华人是个具有血统、文化与政治或国家认同的概念。其中,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又是可以分开而不必合一的。比方说,瑞士的德语系、法语系与意大利语系的族群,在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上是以瑞士人自居,可在文化与语文上则坚持与固守本族群的德语、法语与意大利语传统特色。


同理,加拿大的法裔,一贯以来便坚持自身族群的特色,自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社群。这就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可以分别对待的实例。这个罗杂性或多彩马赛克并没有削弱这些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从而有助于塑造一种独具特色的国家认同与自豪感。


其实,人的认同,本就是多元多样的,可以建立在多种基础上,如文化、语文、宗教、阶级、地方、性别、年龄、意识形态,或任何特征上,而不会是单一的;只是,不幸的是,就是有人要把这些多元认同熔为一炉(melting pot)。在这个强调基本人权与平等待遇的时代,这种想化多义一尊的努力,只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反效果,得不偿失。


反之,若尊重彼此的特色反而能求同存异地、和而不同地共存共荣共赢。可偏偏有许多人或国家就是要搞同而不和的政策,只能说是自找麻烦。


就华人来说,或许自称为华族会更贴切,也便于区别于广义华人的混乱。毕竟,中国的汉人或汉族一般不会自称华族。自称华族祖国是居住国,但也不忘本身的先辈是来自中国,可以把祖国与祖籍国区别对待。祖国是华族居住国的原乡,而祖籍国则是华族先辈的原乡。两者是不同的实体,也不必有冲突。


由于华族的先祖来自中国,自也继承了一定程度的中华性,使华人具有中华性、本土性与现代性三重性。就中华性言,用华姓华名是最基本的特征。


在大马,90%以上的年轻一辈进过华小,也懂得华文,或不懂华文者,也懂得说或听得懂华语。这使华族具有颇高的同一性。此外,随著华文教育的普及,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地方与方言的华族也已日益相互渗透,进而冲淡19世纪时的帮群意识。同理,在职业上的帮群分类也不再具有重大意义。


缺乏有力的民族宗教


除了语文外,华族传统的节日庆典也是巩固与延续华族群体精神与身份意识的重要标志。农历新年正月初九拜天公、正月十五的元宵节、三月的清明节、五月的端午节、八月十五的中秋节,也成了跨籍贯的全族节庆。于此,商业化也扮演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华族的节庆多是文化习俗,即便是不同宗教信仰的华族也可以参与,而不必与其特定信仰有所抵触。当然,其中一些富有宗教色彩的节庆,如七月十五中元节或盂兰盆节,则是一些基督教徒与华裔穆斯林所避忌的(华族中有9.5%是基督教徒与约1%是穆斯林)。


至于这两种宗教之外的信众,则多是儒释道兼容并蓄,如佛教、德教、一贯道,传统民间信仰或是多姿多彩的地方信仰。


其实,在1899-1911年,新马与印尼华社还曾兴起孔教复兴运动;只是由于多种因素,这个曾在华社搞得有声有色的孔教复兴运动,终未成形。


有趣的是,孔教是印尼官方认可的6大宗教之一,而孔教能在印尼华社生根,则与1965年苏哈多清共产党行动有关。因为,当时没宗教信仰者,可能会被视为共产党,而被肃清;孔教未能在华社成为一种有力的新兴宗教确是一种遗憾。进而言之,中国做为一个文明大国,没有一个有力的民族宗教(如印度的兴都教)也确是一种缺憾。


道教虽是中国本土的道地宗教,可也未发挥其应有份量。看来道教也需要来一场现代化的复兴运动,才能使中华文化更丰富多彩。值得一提的是,随著中国的再度复兴,近30年来,中国本土也兴起一股国学热,儒家思想也再度受到重视。有人甚至提出中华政体或儒学治国理论。


这或多或少也会提高中国人间接地,也包括本土华人对中华文化的温情敬意。中华文化里面是含有许多即富有个性,也富有普适性的内容。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那种偏激只能说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是阶段性而非永恒性的。


以礼仪廉耻,仁义礼智信为例,可说是塑造社会资本的优良文化传统,也是塑造文明人、文明行为的普世伦理。据此,对现代、当代华族言,多读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初级经典是有助益的。


百年前,华裔先辈虽受教育不多,但有上过私塾的人,或多或少也经由这些初级读物学到了不少做人的基本道理与处事原则,也因此出了不少有成就的人或绅商、儒商,也多得他们有华裔情结与华文情结,才不惜出钱出力,共同打造中港台以外最具系统的华教体系,终于稳往了华族文化。


分清文化与国家认同


文化是个多义词,可以指一种特定的行为,如最后一分钟文化、抢食文化、路霸文化,也可指一般的知识水平,如说某人文化水平的高低。广义的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文化过程中创造与积累下来的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如建筑物、琴棋书画、电影歌曲,或华族在1980年代创造的二十四节令鼓等。


就大马华族而言,华教、华团与华文报,这华社三报(三大支柱)也是维系与巩固华族文化的重要成份。这三大支柱与表演文化均有其群众性。


随著中国的崛起,也有人质疑,海外华人会否出现类似1900-1950年代那种中国民族主义型的再中国化。就此点言,应该说自1950年代以来,大马华人已加速本土化,不仅本土华族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大马化,如饮食方面,在政治与国家认同方面,大马华族也知道本族利益与本国利益是交叉合一的,任何损及居住国利益的事,也等于损及华族本身的利益。


因此,只要分清文化语文认同与政治国家认同的界限,便不必过度诠释华族要巩固本族文化的动机。实则,马来族与印度族本身也在巩固其伊斯兰与兴都认同,他们也是把国家与宗教认同区别对待的。

  


从鲁白野到梅井


2019/10/27 光华日报/言论

~文:谢诗坚


应大众书局及周星衢基金会之邀,我于1020日在理科大学讲堂做了一场“鲁白野《马来散记》重版的导读会”,顿时让我想起了很多前尘往事。


虽然我也是报人出身,但鲁白野与我之间相隔一个“时代”。当我知悉有鲁白野这么一个人时,他已经离世很多年。我们不但失之交臂,也只能“神交”。


究竟谁是鲁白野?这里需要先作一个简介。他出生于1923年,1961年逝世,终年38岁,英年早逝。他是客家人,原名李学敏,在万里望诞生。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育才学校),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涯及在日治时期避难于印尼外,才于1948年返回新加坡,并于1950年进入《星洲日报》担任电讯翻译,也主编《国语周刊》。在报人的生涯中,勤于笔耕,先后出版个人著作10本,包括《实用马华英大辞典》。


1953年到1961年的短短8年间,他就有如此多的著作问世,堪称文坛奇才。除了《马来散记》(上下册)被重印外,鲁白野在马来文的造诣上也是公认的自学成家的一位专人。


他与我相似的地方有两点:我们都是客家人;我们先后进入《星洲日报》工作。他在1950年,我则是在60年代中后期担任《星洲日报》记者。


令人惊讶的是,鲁白野的创作生命既是那么短又那么丰富,有很多后来的报人是追赶不上的。而且有趣的是,他用鲁白野的笔名写文史,又用威北华笔名书写文艺,两个笔名出于一个人,倒也传为佳话。


从鲁白野的身上,我又看到一些报人如何转成著名作家的故事。虽然人数不多,但值得推介。


第一位让我想起的是最多产的新闻界人才是中国的曹聚仁(1900-1972),他是凤凰卫视主持人曹景行的父亲,一生与文字为伍。毕业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院后任教于各大学府;也在抗日年代(1937-1945)担任战地记者。在中国解放后,支持毛泽东而成为被中共接受的“爱国人士”。他也因在50年代担任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中介人而名噪一时。虽然功败垂成,但曹聚仁也被定格为“左派作家”,其名著除《鲁迅评传》外,并有《北平小语》、《北平二语》及《北平三语》,为中国唱赞歌。


即便曹聚仁有不平凡的人生,但始终无法与另一位被中共钦定的名报人邹韬奋(1895-1944)相提并论。后者也是一生报办,死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目前国家设有《韬奋纪念馆》及《长江韬奋新闻奖》等,用以纪念他的办报精神。


不过,曹聚仁遗下的文字与著作却不是任何一位报人可比拟的。


根据统计,曹聚仁先后出版70本著作,一生累积的文字高达4千万字。我曾在数年前问过来槟访问的曹景行,其父亲究竟留下多少文章?他答不上来。我又问他为何不陆续出版专著?他说多到无法整理。按照我的经验,纵横报界50年的曹聚仁,应是当代第一写作高手,无人能及其右。


如果说一生写过4千万字,等于一年写下80万字,而每天(365天一年计算)要写2千余字,这显然非常人所能及。偏偏曹聚仁就是这么一位奇人,他比鲁白野长寿,鲁白野也是无法与他相比较的。


第二位是在去年(2018年)离世的香港名报人金庸(查良镛)(1924-2018),比鲁白野小一岁。但其成就似乎无法望其项背,由报人转成作家,如果金庸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他原是左翼《大公报》的记者,后与圈内意见分歧,自行创业。在60年代创办《明报》(日报)、《明报周刊》(八卦新闻)及《明报月刊》(评论杂志)。本身为日报写社论,也在副刊连载长篇武侠小说。


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他又成为中共重视的报人,被邀参加“基本法”的草拟。此外,金庸的武侠小说也破禁被允准打入中国市场。


70年代,他与友人在新加坡合创《新明日报》,侧重报导社会新闻,一时被形容为家庭主妇的“菜篮子的报纸”。最终他倒成了武侠小说一代宗师。


第三位是自学成功的方修(1922-2010),原名吴之光。他没上过大学,但自修成功,文笔流畅。早年是马共报纸《民声报》的记者,后升任为采访主任。不久因故离开《民声报》,自行办小报,却因销路不佳停办,一度转行当老师。50年代,他进入《星洲日报》,担任副刊编辑,后升任《星洲日报》大马版主编,直到退休。


方修的成名不是在报业方面,而是文史汇集。从1957年起到2010年,他一共出版了39本著作,在马新文史界上,他稳坐第一把交椅。他一生书写的文字超过1千万字,虽比曹聚仁少,但治史成就有口皆碑。


第四位从著名的报人转成文人的是《南洋商报》文笔连士升(1907-1943)。他一生写过许多社论,但属言词平稳,没有煽情。因此一度不受左翼青年重视。后来他出版的《寄新青年》系列文章,倒使他的名气上升,只是在政治思潮阵线分明的五六十年代,连士升的名气是追不上方修的,不过他的才华也是不容否定的。


当然在连士升的年代也有李星可成为炙手可热的社论高手,以致触犯“文字狱”。


还有一位《南洋商报》的奇才施祖贤已练到出口成章,由秘书代笔写社论。


第五位是与鲁白野生涯相似的梅井(曾松华)(1932- ),在吉打出生,也是自学成功,成了马来文专家,编过字典。


这位曾在报社担任马来副刊主编的文人,在后来成为出版社的编辑,专门编著中小学使用的马来文课本。他可以被称为“鲁白野第二”。


无疑的,鲁白野在60年前就有如此独到的眼光,写下精彩的文史散文是令人钦佩的。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带种族主义的色彩和立论著述,自有其入世的普世观,梅井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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