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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上海书局历史中的时代印记

28/01/2013 20:28

 

 

上海书局历史中的时代印记

2013/01/27 东方日报/名家

 

~作者: 陈蒙志

 

上海书局创立与成长的年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抗日战爭,马、新反殖民地统治爭取独立运动等等,社会激烈变革与动盪的岁月。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让它参与或见证了当年一些重大的人与事,这些经歷在书局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上海书局的创立上海书局的创办人是陈岳书和王叔暘二人。陈岳书是王叔暘的姐夫,两人出生在中国浙江省温州府金乡县(现仓南县)。陈岳书在乡下只唸完小学,中学都没有读完,而王叔暘则是上海中法通惠工商中学的毕业生。当时上海有一家「三友实业社」,这是一家由三位爱国人士,抱著以「提倡中国货,对抗洋货和日货,通过办实业救国」为宗旨的营业机构。

 

「三友实业社」不但自身办厂生產製造中国货,也积极推销他人生產的中国货。为扩大中国货销售的范围,陈岳书便受命带著中国货的样品,南下到暹罗(现今的泰国),经马来半岛、新加坡,最后到印度尼西亚的棉兰等地,广收订单,推销介绍中国货。

 

当年每次出差是由上海先乘船到暹罗,然后经陆路南下马、新各地,再由檳城渡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尼棉兰等地,最后才由原路回上海,每趟来回总得花上三几个月。为解除旅途中的寂寞,陈岳书就隨身带著许多新文化的书刊和杂誌,如《新青年》及张恨水的新派白话体的小说等,沿途阅读。这些以白话文书写新颖的书籍、杂誌,当时在南洋十分稀缺,却受到很多当地华人的欢迎,因而有很多人委託他代为在上海购买。

 

1924年「三友实业社」在新加坡设立「中华商店」,陈岳书被委任为经理,王叔暘是一位读书人,见到托购图书的数量愈来愈多,认为在新加坡办一间贩卖新文化杂誌等读物的华文书店,应该是很有意义也有市场的。按陈岳书自己的说法「……我在19232月间南来新加坡。与王叔暘君等数人,筹组上海书局于新加坡水仙门大葛街13號中华商店內进的楼上。

 

1925121日开始营业,颇受各方文化界,教育界及知识青年读者们的欢迎和支持」。取名「上海书局」,不但因为书籍的主要来源是上海,更因为上海是当年海內外知名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对读者有很大的號召力。因此,这间创立在新加坡的华文书店,不以星洲或其他南洋的地方为名,却取名上海书局。

 

巫、英教科书出版

 

受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海外华人对新文化刊物有殷切的需求,带来商机,才有上海书局的创立。而上海书局成功的商业模式,也带动其他书局加入供应新文化书刊的行列,扩大了新文化书刊和思潮在海外华人社群中的影响。

 

儘管上海书局一直都是把它出版业务的中心,尤其是出版华文图书方面,放在香港上海书局,但马、新上海书局並没有全盘放弃出版的任务,只是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马、新两地的上海书局有意识地只负责出版其他语文的书籍,及本地有特別需求的华文书等。

 

50年代中期,马、新反殖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加强认识和团结马来同胞是当时的形势,也是对华族和华社的政治要求。因此,学习马来文,了解马来同胞的文化与风俗习惯等等,是马、新华社的共同號召。配合著形势的需要,1957年起马、新上海书局,就投入到出版各种学习马来文,介绍马来文学译著的读物等方面的工作。这些出版物里有林焕文编写的適合成年人自修的课本,还有赖群进的《爪威拼音法》,傅超贤的《新闻选译》,杨贵谊的《名人演讲录》。

 

其中最受讚颂的是1958年林焕文编写的《简明马华辞典》,及其后由陈蒙鹤、赖群进、吴高德和曾松华等4人合编的,傲视本地华马字典多年的《华马大辞典》。1961年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自治政府里当选上台执政,那时行动党的口號是通过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达到独立的目的,因此马来语被定为国语,公务员的升级,国语考试成绩是审核的条件之一,因而在全岛掀起学习马来语的热潮。《国语月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619月创刊。《国语月刊》是当时市面上唯一以华语为媒介语学习马来文的综合牲期刊,內容包括马来语法、词义分析、会话、文选等,是华社学习马来文不容忽略的出版物。到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国家的语文政策改为积极提倡英文,学习马来文的热潮便逐日下降,《国语月刊》亦无可避免地宣告停刊。

 

1962年马来西亚教育部颁布了新的科学课文纲要,重点突出对本地动、植物知识的介绍,及强调通过动手实验和实地观察的方式来传授科学知识。当年在马、新销售的英文科学课本,都是英国或澳洲过时的英文课本,內容不但呆板和说教,所介绍的动、植物,多数都是本地学童所不曾见过的外国动、植物。当时上海书局赶在1963年出版英文小学科学课本《NATURE STUDY》,全套6册由一年级至六年级,供马来西亚的英校採用。

 

这英文科学课本,反应和销量都超出原来预料,还得再版加印才能应付。一年后,就有泰米尔文和马来文的出版商来洽购这套课本的版权,出版了泰米尔文及马来文版的科学教科书。上海书局就是在这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涉足英文教科书的出版。华文书店不但出版英文课本,还授权出版马来文版和泰米尔文版的课本,这现象可能是至今唯一的。

 

华文出版方面,由于重心在香港,马、新华文出版物,较多的是一些幼稚园课本和学生课外补充读物。70年代,中国文化革命达到高潮时,所有中国的出版物都充满了革命的口號和宣传的字句,连词典也不例外,导致没有一本中国版词典能获准在马、新销售。为了解决马、新市场的需求,在有关方面的授意下,我局就参考中国的词典,进行消除革命和宣传语句的刪改,並增添一些海外常用词语,如「巴剎」、「甘榜」、「舢板」等等,在70年代末出版了《现代华语词典》。出版以来反应良好,多次再版,累积印量超过十万册。

 

书局离不开苏丹街

 

在文学图书方面,值得一提具有份量的华文图书,是1979年出版的「马华文学60年集」。这是李今再和方修两位先生商定,以马华文学初创的1919年到预备出书的1979年的60年间,选取这期间的重要马华文学作品,以作家为单位,每位作家选一个集子出版,其中就包括了《胡愈之散文集》。1979年文集陆续出版,但销路和反应都不理想,直到1980年只勉强出版了10种,就停止了。

 

吉隆坡上海书局创立于1926年,设于苏丹街中华第一商店內。1935年第一次扩大业务,迁至苏丹街31號。1942年日军南下佔领了新、马,上海书局被迫停业。战后书局恢復业务,仍旧在苏丹街117號经营,直到1958年才迁入客属嘉应会馆大厦的现今店址63C苏丹街,直到如今。

 

书局几次搬迁都离不开苏丹街,看似巧合,其实背后有很现实的理由。90年代,上海书局也曾经在吉隆坡另一个华人集中的「半山芭」设立分店。儘管那里市集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其他各种行业都生意逢勃,但书店却冷冷清清,一直赔钱,维持了67年,最终以关门收场。另外吉隆坡的商务印书馆,早期也设立在苏丹街附近,后来因为租约期满,搬到吉隆坡另一个更热闹的街道,店面也更大,大家起初都看好,结果没有几年,在不断赔钱的情况下,还是选择搬回苏丹街一端的「人镜慈善白话剧社」楼下的一个角落。(上)

 

 

 

上海书局历史中的时代印记(续) 

2013/01/28 东方日报/名家

 

~作者: 陈蒙志

 

如今,就连多间专卖华文翻版图书和以特价为號召的华文书店,都要在苏丹街佔有一席之地。对吉隆坡的社会和历史有认识的人都知道,苏丹街的隔邻就是俗称唐人街的「茨厂街」,在它的附近有一百多年歷史的「陈氏书院」和歷史悠久的华校「尊孔中学」,更有华社组织的最高领导「中华大会堂」。因此,这里不但是历来吉隆坡华人活动的中心,更是传统中华文化的大本营,上海书局始终离不开苏丹街,抢佔这先天的地利,看来不失是明智之举。或许可以说,那是形势造英雄,这地段特殊的水土人情,养活了华文书店。

 

吉隆坡上海书局和马来亚华校的关係,早在出版「现代版教科书」的年代就建立起了。马来亚广阔的市场一直都是新、港上海书局华文出版的主要腹地,箇中的原因就是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有广泛和深入的基础。

 

新加坡自从1965年独立之后,教育政策就逐年偏向重英文轻华文,到了70年代末,不但传统的华校不復存在,在双语教育政策之下,华文只是整体课程里作为第二语文的单一科目。1980年南洋大学关闭后,华文在新加坡的衰退,就日益显著,上海书局就逐步把图书销售的重心,转移到吉隆坡。

 

1995年前南大校友,在新加坡母校內举办一个纪念创校40週年的盛大集会,其规模和盛况震惊了新加坡社会。同年610日,英文《海峡时报》刊登了一篇专文,以全版的篇幅对此次盛会,作报导、评述和总结。此文章特別指出,该报的记者向印度族或马来族读者,征询对此次集会的反应时,要嘛是漠不关心,要嘛是表示讚赏,然而,对于一些受英文教育的华族读者来说,他们却认为这是一种宣示「华文沙文主义」的表现,令他们感到不安。这个心態,相对于马来西亚的华社,为了维持全马60间独中,那常年数千万马幣运作经费上的不敷,数十年来坚持的承担和捐献,的確是大相逕庭,这当然是受教育背景不同所形成的差异。为此我们对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成功,深受鼓舞。

 

由于马来西亚地域广阔,仅靠吉隆坡门市卖书,范围太小,要扩大销售的范围,就得在各地举办促销活动和书展。因而由80年代起,书局便在全马各地(包括沙巴、砂拉越和汶莱等)通过自行或是与他人合作,举办规模大小不等的书展。

 

书局到各地的独中去办书展,由独中提供场所(一般是学校的礼堂)和所需的桌椅等,並组织及发动当地的社区和家长们,前来书展选购图书。我方除了提供货源及工作人员外,还將总收入的40%捐献给独中。按纯生意的角度去考量,这是赔本生意。確实,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吉隆坡上海书局在独中书展里的財务上是亏损的,但在宣传和扩大影响,尤其是在培养下一代的读者来说,还是有所得益的。

 

在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新媒体尚末发展及普及之前,书刊和报章还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载体。许多华文书店曾深入到马、新大小城镇,为人们供应精神粮食。不幸书业经常被简单地归类到商业活动,而勿视了其背后的文化散播功能。陈蒙鹤在上海书局50週年纪念特刊里,有这么一段话:「上海书局是时代的產物」,在重新审视书局的历史过程中,时代的烙印,清晰可辨。

 

按:本文原刊于《学文》杂誌第二期,经作者及杂誌同意选刊部份內容。文章下篇將刊于明日《东方日报》名家版。